摘要：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亚太地区，*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体现为亚太新兴经济体对全球*治经济格局的意义正在发生历史性改变；在大国战略和区域内成员策略的相互作用下，地区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在亚太地区格局演变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亚太地区格局的演进是与中美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的。特朗普的对华*策不但改变了中美双方的互动方式，也使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矛盾激化使中国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面临的风险日渐突出，同时也给中国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合作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增加了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和成本，不利于中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的构建。随着中美关系发生变化，中国外部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亚太地区秩序中的结构性矛盾日渐凸显，中国发展面临的全球挑战与周边困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给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实施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形势和目标的变化，要求中国转变亚太战略和周边外交工作思路，拓展和增加活动空间和手段，打造对我有利的周边合作网络，以抵消美国及其联盟体系对中国施加的战略压力。
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周边外交、战略学。
来源：亚太地区发展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
关键词：
国际关系中美关系亚太格局中国周边外交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许多认知。疫情全面暴发后，大量学者开始研究和论述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成为学术研究、*策研讨以及新闻话语表达的热点。疫情给世界各国造成的冲击是空前的，远非公共卫生范畴可以涵盖，无法仅仅在非传统安全议题分析框架内进行研究，疫情考验着各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外交水平以及经济自持程度。人们的生活因疫情而发生巨大变化，变化之剧烈使很多人把生活分成“疫情前”时代和“疫情后”时代。疫情也因此被很多同时代的人认为是变革的动因，对“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改变世界”等话题的讨论便体现了人们的这种认知。
然而，实际上，和历史上其他影响深远的突发事件，如斐迪南遇刺、“9·11”恐怖袭击等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全世界造成了沉重打击，但疫情本身不是结构性变革的根源。疫情并未改变“疫情前”时代已经出现的国际*治经济变革趋势，也没有改变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疫情的主要作用不是改变国际变革的发展方向，而是加快或者延缓此前已经确定的变动速率。就像斐迪南遇刺不是一战前国际格局演变的动因而是演变的结果、“9·11”事件不是导致美国和全球极端主义势力的冲突而是将这种冲突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凸显出来一样。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方式才是真正决定“疫情后”时代国际*治经济格局走向的决定性因素。而方式和策略的选择又和不同国家，特别是主导国际格局的国家在疫情发生前形成的全局性认知和战略性判断息息相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多国的反应体现了这些国家在疫情前已经形成的趋势性判断的思维的延续性。几乎所有国家对医疗设备和防疫物资的自主性给予高度重视，部分国家还以此为理由主张实现和全球主要防疫物资供应方之间的切割。尽管疫情在这些国家的演化被很快证明至少在短期内切断全球供应链完全不现实，而且十分危险，然而此类讨论和*治口号宣示一直不绝于耳，这能够部分证明切断全球连接、重构集团化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一些国家的判断及反映它们的诉求的。这种表现不是疫情催生的必然结果，而是对疫情前这些国家就一直努力达成的目标和着手采取的策略的体现。反观年的“非典”（与新冠肺炎疫情表现高度相似的流行病），那时候没有任何主流声音要求对彼时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进行反思。实际上，当时的人们普遍更加倾向于认为应对类似“非典”的公共卫生事件需要通过全球协作的方式，全球化被认为是解决之道，而不是此次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和民众认为的问题根源。比较“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部分国家截然相反的应对态度，可以认为疫情——推而广之，类似的突发事件——只是国际变革的催化剂，所谓“转折点”更多的是国际变革趋势的极化表现，也就是标志性事件，而不是变革本身，更不是趋势的转变。
在变革方向和变革速率之间进行辨析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为疫情与国际格局转变之间的关系提供更加具有逻辑性的解释方式，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认清当前国际格局转变的真正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对国际格局演变趋势的总体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疫情发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期间，人们对疫情的认识和反应受到国际格局演化趋势的影响，没有也不会颠覆此前已经形成的认知，但是必须看到，疫情产生的催化作用是非常猛烈的，显著压缩了各个大国战略碰撞的缓冲空间，使已经出现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部分主要行为体的应对策略更加极端，主要行为体之间出现全面冲突的风险大大增加。“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据此，中央提出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2]。为此，我们更需要认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内涵，厘清大变局对当前国际环境下主要行为体力量对比关系的影响，分析中国所处地区*治经济结构的变化情况及发展趋势，并提出适应大变局时代要求的应对策略。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亚太地区的体现
习近平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3]。正确的历史观要求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正确的大局观要求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正确的角色观则要求在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从历史、大局和角色三个方面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亚太地区的体现。
（一）亚太新兴经济体对全球*治经济格局的意义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从人类历史上的数次工业革命过程来看，技术革命孕育生产力革命，进而引发生产关系的本质变化，从而重塑各国*治和国际关系格局，最终引发世界大变局。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端于美国，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共同特点是都起源于西方，并由西方完成从技术创新到产业普及再到技术升级换代的历史循环。西方的整体优势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从未动摇，其国际后果在于自维也纳体系到后冷战时代，西方始终牢牢掌握着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广大亚非拉地区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支配对象。西方的全面优势只在二战后由于苏联的崛起遭遇过强有力的挑战，但冷战期间的东西方对峙并不能被理解为亚非拉的崛起和对西方主导权的平衡。首先，苏联并非崛起于被西方帝国主义体系压制的亚非拉地区，而是脱胎于帝国主义的“脆弱环节”；其次，苏联的出现并没有缩小亚非拉国家在科技、经济等诸多方面和西方之间的差距，亚非拉地区并没有因为采用苏联模式或在苏联的帮助下实现崛起；最后，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地区相对于亚非拉等非西方地区的整体优势进一步增加。西方的制度影响力、规则制定权乃至价值观输出能力都达到了历史的高点。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后，西方的优势地位才以令人能够感知的速度开始下降。西方的优势地位的下降是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力量平等化和技术力量多元化息息相关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石墨烯技术等蓬勃发展。新一轮技术革命引发的生产力和社会变革体现出经济力量平等化、技术力量多元化的时代特征。伴随着中国和主要分布在亚太地区的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科技发展，西方国家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牢牢把持的物质力量和经济发展优势地位第一次出现动摇。尽管亚太新兴经济体在整体经济和科技实力上与传统的西方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但是非西方新兴经济体经过近百年的努力，终于和西方世界站在了同一个技术平台上。西方的领先已经不再是代际上的，亚太地区的经济规模、产业链的完整程度以及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都正在快速接近甚至超越传统上的西方阵营。
相应的，全球经济中心也在向东方转移。促进经济增长的任务越来越多地由东方承担，西方维护经济霸权的意愿和亚太新兴经济体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随之逐步加深。对于西方霸权国家来说，此前数十年大力推动的全球化进程本来就是其利用手中的规则和话语霸权，维护非中性的制度设计。新兴国家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开始触及西方世界维护霸权的物质基础，西方霸权国家特别是霸主国对继续通过制度（哪怕是有利于自己的制度）来维护特权的意愿水平随之下降。对于霸权国来说，通过维护涉及自己制定的规则、非中性的全球化进程以保持自己的特权不被对手打压，防止对手接近自己，它们甚至为此不惜破坏自己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及构建的公共产品提供体系。新兴力量由于路径依赖或者基于在崛起过程中的谨慎心理，依然在努力维护全球化进程。新兴国家对全球化的热忱程度超过了霸权国家，它们提高或至少维持当前的全球化水平的努力不断遇到霸权国家的阻挠。这使西方霸权国家尤其是霸主国和新兴力量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难以调和，于是人们看到亚太新兴力量努力维护全球化，而西方霸权国家的“退群”行为渐成习惯，这样就出现了西方霸权国家任意破坏其享有最高特权和最大利益份额的全球化进程的奇特现象。以亚太地区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逐步成为当前国际体系保持稳定的主要建设性力量，而传统的西方霸权国家则日渐显露出其具有破坏性的一面。
（二）目标交织的大国战略取向导致地区格局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亚太地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体现在亚太地区的全球*治经济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方面，地区内部的地缘结构和经济关系也在进行相应的历史性调整。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摆脱了美苏两极格局的束缚，区域内经济联结能力迅速增强，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合作成为首要事务和关键议题，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协调和引领作用。虽然形形色色的地区安全问题时隐时现，但地区经济一体化依然是主要趋势。一段时间以来，东盟主导、域内外大国支持的良性互动成为亚太地区事务的主要运作形式。不过，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进程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格局演化的影响。国际格局的演化动力并不来自亚非地区的中小国家，而来自域内外有关大国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对比关系的战略互动方式的演变。
域内外有关大国的力量对比关系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包括亚太地区格局演变与秩序调整在内的区域议题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际体系中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更加明显。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国反超日本并不断拉大和日本在综合实力方面的差距，不仅如此，中美经济规模差距也在迅速缩小，冷战后长期由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开始动摇。[4]
原本一直以地区秩序维护者和地区规则制定者自居的美国，逐渐失去了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程乃至经济发展趋势的主导地位，既无力提供保障区域经济发展和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公共产品，也无心将美国领导下的亚太经济合作作为自己的重要*策目标。奥巴马时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继任者突然放弃，极大地降低了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对美国继续发挥经济主导作用的期待水平。“虽然特朗普*府谋求尽可能地增强美国的实力，但是对于盟国、国际制度的忽视则有可能会削弱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导致真正能为美国所用的战略资源减少，从而对亚太地区秩序的影响也会削弱。”[5]实际上，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下降已经不是一种可能性了，至少在亚太地区，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寻求共同议题方面呈现的疏离感越来越明显。大多数亚太国家希望维持区域议题的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属性，而美国在该地区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向安全议题汇集，其行为方式也更加强调对抗性质。美国近年来大力鼓吹“印太”战略，既推动整合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战略区域，又企图扭转亚太地区以经济为主的议程设置取向。美国的安全导向*策一方面导致地区形势不稳定，增加了美国与区域内新兴大国爆发冲突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亚太国家对美国的心态发生分化，影响甚至干扰了区域经济合作进程。
日本既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中坚力量，又是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强国。日本的亚太战略呈现安全和经济诉求相互掣肘的样态。“印太”概念肇始于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首次访问印度，日本也一直是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积极鼓吹者，日本还大力推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甚至在美国退出后仍然不遗余力地推动达成缩水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此同时，日本亦在积极寻求改善对华关系，加快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如学者们注意到的，“谋求与中国角逐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的同时，日本一方面积极促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另一方面力推美国退出后的TPP体系构建”[6]。安全上，日本积极靠拢美国；经济上，日本在试图重回亚洲主导地位的同时强调加强和中国的紧密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安倍*府*策的自相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在对外战略安全和经济维度方面的不协调。
印度的态度则包含性质相同但表现有所差异的逻辑悖论。印度对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心存期待，但对支持这一战略可能付出的代价顾虑重重。同时，印度对华态度的两面性也逐渐凸显，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在南亚地区的进展保持高度警惕，但也不愿意明确支持美国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对中国的围堵。和希望在安全议题和经济议题之间保持平衡的日本不同，印度的对外战略更多强调通过安全手段获得经济利益，或者以经济为筹码增加安全收益，以安全议题经济化或者经济议题安全化的路径实现国家利益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同时增加。
俄罗斯在*事上发挥制衡美国的作用，在后苏联时代推行了最大化发挥本国特长的攻势防御策略。面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欧洲方向实施的咄咄逼人的挤压策略，俄罗斯一方面向西采取有重点的防御策略，择机进行有限反击；另一方面对自己提出的亚太平衡战略进行再调整，本质上，这既是对地缘时局变迁的客观回应，也是对原G7全球治理机制的承接与变革。重拾大国荣光的使命感曾驱使俄罗斯的亲西方*策全面出台，现在，俄罗斯正为推动G20新型大国协调机制化建设而不懈努力。[7]不管怎样，在俄罗斯看来，至少在亚太方向，对外战略的经济导向是必须服从于国家安全需要的，而且俄罗斯在东方可投入的经济资源远远无法和其他地区内的强国相比。
由于经济和安全两种*策取向相互交织，大国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呈现非常复杂的利益关联结构，除美国以外，大多数国家努力寻求实现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均衡而不是单一的*策目标。大国之间相互制衡以及国家在对外*策多个目标中保持均衡的意愿，在相当大程度上限制了相关国家以任一维度上的压倒性优势追求排他性目标的实现，给了实力不强的新兴经济体利用相对有限的资源同虽然处于下降阶段但整体实力依然占优的霸主国展开对等博弈的机会。单边主义在亚太地区步履维艰，不仅因为单边主义行为的实施者的动机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也是因为亚太地区的地缘结构本来就是多个行为体在追求实现相互关联的多重目标过程中建构的，单向度的力量既无法维持原有的地缘格局，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新的区域秩序。
（三）中国已经在亚太地区格局演变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亚太地区格局演变进程中最大的变动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打破了亚太地区原有的实力结构，改变了原有的地区格局。[8]全球权力的转移加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危机感，美国一面采取一系列“退群”行为，这严重破坏国际规则；另一面以极限施压等手段“围堵”新兴国家，以保住西方霸权国家的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西方霸权国家多年来在全球范围内遭遇的最大危机之一，新兴力量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上升，从根本上触及了西方赖以维持霸权的物质力量基础，动摇了强权*治逻辑的根基。伴随着新兴力量的逐步强大，涉及人类根本命运的事务，已经不是一两个强国能够决定的了。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非西方世界第一次拥有了决定国际格局基本走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其中，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为关键的稳定性力量之一。
中国经济力量的快速积累引起国际体系中霸主国的戒备，它们进行相应战略调整。从一年多的博弈中可以看出，年中美贸易摩擦一波三折，美国数度推翻中美双方已经达成的原则共识甚至解决方案，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试图获得美国单方面满意的成果。美国能够采取这种策略固然是因为美国相对于中国整体实力明显占优，同时也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更希望维持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作为新兴力量，中国不愿意卷入和美国的全面冲突。
国际体系权力中心由大西洋及欧洲向太平洋和亚洲转移的过程仅仅刚开始，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谈不上已经形成确定的发展态势。新兴力量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并没有全面展开。新兴力量除了在经济总量上开始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外，在*事实力、科技水平、国际话语和规则权力方面还明显落后于西方世界。从力量对比关系来看，新兴国家并不具备全面挑战西方国家建立并维护国际体系的能力。西方世界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两强相争，其实质是国际体系的霸权力量对其认定的挑战者的预防性打压，其目标是防止新兴力量在未来形成对既有霸权的颠覆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亚太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力图避免与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全面冲突，在区域秩序重构过程中采取相对稳健的策略是符合自身发展需求和现阶段利益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和美国的博弈以及亚太地区安全和经济秩序重组过程中，必然处于被动地位。大国之间的复杂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的单边*策导向，致使美国与一些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利益疏远，这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更多影响区域格局走向的制衡手段，以抓住机遇调整和改善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比如，年以来，中国与日本、印度关系的复杂变化，增强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秩序构建中的“大国协调”影响力。[9]妥善运用这种影响力，以对冲美国的全面施压，既考验中国动员外交资源的能力，也测试中国运用外交策略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博弈的进程与结果将决定未来亚太地区格局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走向。
二中美博弈对亚太地区形势的影响和地区反应
年正值中美正式建交40周年，也是自《中美建交公报》签署以来两国关系比较困难的一段时间。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和日渐深入的“印太”战略布局极大地恶化了中美双边关系，使两国互动跌入“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向下螺旋之中。美国在经贸领域对华动辄采取极限施压的手段，安全上大力推动“印太”战略进入实施阶段，并在中国台湾、香港以及南海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或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对中国频频发起挑衅，试图迫使中国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特朗普的对华*策不但改变了中美双方的互动方式，也使中国的周边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矛盾激化使中国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面临的风险日渐突出，同时也给中国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和成本，不利于中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的构建。
特朗普咄咄逼人的对华战略虽然给中国亚太战略以及周边外交带来了重重困难，但三年多的中美博弈并没有像一些分析人士研判的那样达到令美国满意的对华打压效果，中国经济仍保持有韧性的高质量发展；更加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