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简史》
一本书让你读懂陶瓷的历史
文/有泉
19世纪末，法国驻广州领事夏则尔（Scherzer）访问景德镇。他拿着朝廷的通关文牒，浮梁县令不敢怠慢，连夜带他参观瓷器作坊，还把自己的轿让给他坐。领事在后来写给巴黎的报告里抱怨：他坐在密不透风的轿里，只要一掀开轿帘，路人就冲他扔石头。他景德镇之行唯一的收获是，用50倍的价格，买到一包瓷土。
浮梁县令把参观安排在夜间，就是让领事看不见；轿子是狡黠的屏障，防他东张西望；群众也配合监控，洋人一露头就打。当时的情况是，官民一心，防止外国人偷学制瓷技术。而领事买到的那包瓷土，恰恰证明他就是偷技术的奸细。
我们就尝试回溯这门技术的轨迹，或者说，一座城的历史。
在杭瑞高速景北口下来，看到浮梁县的路牌时，景德镇市区就近在咫尺了。浮梁是景德镇的古名，很美的名字，总让我想起孔圣人的叹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再之前叫新平，然后叫昌南，唐代改叫浮梁，县志的解释是“以溪水时泛，民多伐木为梁”，这种漂木的运输方式一直持续到晚清，大量木材被运到景德镇烧瓷器。唐朝时浮梁以茶著名，有《琵琶行》之“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日浮梁买茶去”为证。
景德镇的另一个名字，昌南，意为新昌江之南。有一个传说，欧洲人初见中国瓷器时不认识，便以产地昌南之音命名，就是China的由来。不过景德镇大宗出口瓷器始于元，当时欧洲已经有越窑和龙泉窑瓷器，而且有了porcelain、celadon等瓷器细分词汇，所以另一个说法更可信：China源于秦的音译，又被英国人用于称呼中国瓷器。
浮梁县志记载，景德镇烧瓷器始于晋代，一个叫赵慨的官员教会了当地人做瓷器，他还在明代被追认为师祖佑陶神。这个时间太早了，大概是公元年，比越窑还早，而且没有实物存世，很可能赵慨带领民众烧造的是陶器。
唐代景德镇有两座名窑，陶玉建成的陶窑，人称其瓷器为“假玉器”，另一个是霍仲初的霍窑，时称“霍器”，《浮梁县志》记载这两种瓷器在唐代都是贡品。
古代陶和瓷的界限模糊，人们很少用“瓷”字，多把瓷器称为陶。比如最早的瓷器专著叫《陶说》，元代的；清代主管官窑的官员叫“督陶官”而不是“督瓷官”；唐英自称为“陶人”，写了本《陶人心语》；晚清蓝浦写的瓷器专著叫《景德镇陶录》。民国时瓷和陶的区分才明确起来，许之衡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瓷器专著叫《饮流斋说瓷》。
宋青白釉倒流壶
故宫博物院
倒流壶在壶底的圆洞装酒，正置时不会洒，从龙头形的壶嘴分酒，和后来的公道杯类似，都是利用连通器的原理。
宋代是青瓷和白瓷争锋的格局。作为后起之秀的景德镇，烧出了两边讨好的青白瓷，看上去既像青瓷又像白瓷，又名影青、映青。青白瓷还有一个名字，粉定。宋代镇窑瓷器也是皇室用瓷。
景德镇在年赢得“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光荣称号”，得了好多国家补贴。其实枯竭早在南宋末年就开始了，刚刚兴旺起来的镇窑遇到了第一次危机，瓷石用完了。
当时做瓷器的原料是瓷石，一种白色的石头。起初用地表的瓷石，用光后挖地下的，越挖越深，石头也越来硬，挖到地下水层时就没办法了，这回可是真的枯竭了。历史上许多名窑之衰落，都是因为资源枯竭，比如唐代的邢窑、越窑，景德镇也面临着这样的宿命，瓷工似乎又该收拾行囊，去寻找新的应许之地了。
转机出现在浮梁县东的麻仓山上，瓷工在此遇到了瓷土，氧化铝的含量高一些。瓷土的化学成分与瓷石大同小异，属于地表瓷石被风化后形成的泥土。因为暴露在地表，瓷土里杂质比较多，瓷工就发明了一套烦琐复杂的净化工艺。然后还不行，瓷土黏度不够，没法成形，又把剩下的瓷石掺进去，总算烧成了瓷器。麻仓山的瓷土没支撑多久也枯竭了，又开始用高岭山产的，瓷土的学名也由此而来，高岭土。
高岭山位于景德镇东50里，如今明代的石碑和清朝的矿道历历在目，只是不见了高岭土。研究人员推算过，山下堆积的废弃矿渣有万吨之多，最厚处可达30米。这些矿渣述说着景德镇昔日的繁忙，也证明了不枯竭才怪。高岭山的瓷土用光后，瓷工又用产自大洲和李*的高岭土。从此工匠不再迁徙，木柴瓷土都从外地运来，现在用的高岭土产自浙江、陕西等地，铁打的景德镇，流水的原材料。景德镇窑工匠在这一过程中的两个发明：利坯技术和二元配方（就是瓷石和瓷土混用)，是陶瓷史的重要进步。景德镇窑也的确跳出了窑口兴衰的轮回。
元青花凤纹执壶
宋代朝廷自己就建了两处官窑，还到各地民窑采买精品瓷器，那时的瓷器江湖群雄并起。官窑总体说就是*府扶持领导重视，镇窑就抓住了这个机遇，做得很强。所谓此消彼长，明清皇帝再想建官窑时，已经找不到第二个选择了。而官窑又促进了景德镇民窑的发展。所以宋后千年的中国瓷器史，全是景德镇写的——基本是这样。
彩绘瓷是在明代进入宫廷的，最简单的解释是，朱元璋是草根出身，把下层用的彩瓷带到了上流社会，这是明清社会世俗化的结果，还可以从社会阶层流动性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
明朝把朝贡制度做到了极致。郑和下西洋时，每到一国就炫耀海*，然后送丝绸瓷器，恩威并施，再约当地国王去中国朝贡。外国起初不愿意大老远跑去中国交保护费，但只要朝贡一次后，立刻就上瘾，以后没事就往北京送土特产。这里有中国文化的因素，更主要的原因是朱元璋定下的朝贡原则：厚往薄来。朝廷会赏赐外国使者许多礼品，远远超过贡品的价值，赏赐品有丝绸、茶叶甚至真金白银，最主要的是官窑生产的部限瓷。明代大量官窑瓷器潮水般赏出去了，至于当时荷兰人在中国买不到瓷器，只好到东南亚收购部限瓷。
宣德鲜红釉僧帽壶
故宫博物院
大概朝廷意识到了限制贸易的弊端，嘉靖废海禁，万历废堪合，中外贸易进入了相对正常的轨道，但朝贡制度并未停止。清朝不但继承了明朝的朝贡制度，还发展了几个西亚国家加入朝贡体系，厚往薄来的原则不能放弃，否则怎么会万邦来朝？这种赔本生意一直做到鸦片战争，皇帝才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梦中惊醒。
明清两代的官窑都建在珠山上，景德镇市中心的一座小山，修到高处是为了防水灾。珠山是景德镇的别名，晚清时一些釉上彩画师觉得落款景德镇太俗，便自称珠山某某，珠山的名字就传来了，后来还出了著名的珠山八友。
好像在21世纪初吧，有人在珠山脚下开了家瓷器店，房主收房时，赫然发现一条地道，一直挖到官窑遗址下面……于是一个让古瓷研究者如丧考妣的消息炸开了：贼快把官窑瓷片偷光了！
那么官窑地下为什么会埋瓷片呢？古代技术不行，烧窑成瓷率低，大概大六成正品。那些烧坏的瓷器，民窑就折价变卖，或者随手丢弃。但官窑不行，稍微有瑕疵的瓷器，哪怕只有一个小黑点，也得砸，光砸了还不行，必须就地深埋——国之重器，不可轻易示人。你看博物馆里的官窑瓶子，好似风轻云淡，其实背后尸骨成山。
说关键因素：人。元代官窑是官匠制，瓷工的孩子还得是瓷工，世代相传，他们还被圈在窑场里不许出来，有点半奴隶制的意思。明官窑起初继承了这一制度，后来把瓷工都放了，所以明中期时民窑瓷器水准暴涨，就是这些恢复自由的官窑瓷工的功劳。
永乐甜白釉僧帽壶
故宫博物院
瓷工可以自由经营，是明官窑的一大进步，也是明代景德镇蓬勃发展的基础。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万恶的皇帝老儿怎么会放弃剥削呢？明官窑搞了个役匠轮班制，就是每个瓷工，每年要到御器场打工一个月，没工资。如果不去轮班也行，交6钱罚银，叫输班。
6钱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可以买斤米，或者8吨麻仓土。要知道明代人均年收入也就5两银子左右，所以这对瓷工是个巨大的负担。去官窑打工的工匠也没好日子过，朝廷派去管理官窑的都是太监，各个心理变态，盘剥瓷工时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搞了个规矩，给瓷工分派任务，不完成不许走。宦官潘相管官窑时，烧龙缸，3年不成，逼迫日甚，窑工童宾怒而投火殉窑，引发工匠暴动。愤怒的瓷工发誓要宰了潘相，全镇搜捕，可惜潘相已经闻风逃跑了。官府为了安抚瓷工，在御窑厂内建了童宾庙。清代时庙宇被移到御器厂外，受全体瓷工膜拜，童宾被奉为风火神，和佑陶神赵慨并列。
唐英像
唐英是神一样的存在，他的事迹另起一章，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在民窑发现制瓷高手，唐英会高薪挖到官窑；二，唐窑不再砸瓷器了，有瑕疵的瓷器就卖到民间。所以说官窑是一项*治任务，唐英是用市场的手段去完成的。
我们看一下官窑的发展轨迹，元代是完全封闭的，对瓷工的压迫最甚。明代官窑开始世俗化，不过还是想方设法地封闭自己，以维持神圣的地位，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之后，官窑已经是基本开放的态度了，这时官窑和民窑的关系也是最融洽的。民国时古董行有句话，叫“清看三代，明看永宣”，指宋以后的瓷器，只收康熙、雍正、乾隆，以及永乐、洪熙、宣德的官窑，因为这时期官窑的质量是最好的。
景德镇的民窑一直是被官窑欺压的，比如优质瓷土特供给官窑，民窑只能用差的。但两者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官窑瓷器是质量和艺术性的标杆，民窑一直努力模仿，同时民窑也给官窑提供许多新技术和人才。总体说，官窑民窑就像两口子，床头吵架床尾好，下面讲民窑。
景德镇民窑是在明中期开始繁荣起来的，当时的从业者就已超过十万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说：明代的景德镇是世界上第一座工业化城市。请注意这是本文唯一一句黑体字，景德镇一度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先锋。
明青花龙缸
上海博物馆
过去景德镇的窑场都是沿河而建，居民沿窑而居。流过景德镇市中心的河是昌江，还为窑工提供了交通的便利。瓷器产业成规模后，本地产的原料不够用，就从外地走水路运运来，烧好瓷器再从水路运出去。比如瓷石瓷土，明朝开始用祁门的，木柴用鄱阳的。元以前的许多窑口，当地原料枯竭后瓷工就远走他乡，找原料充足的地方建新窑。到镇窑变了，瓷工不走，原料走，这也算工业化的基础吧，清代时，景德镇瓷器从业人员发展到40万左右。
无论坯户还是窑户，工人都是穿短衣的，他们是劳动人民。还有一个画釉上彩的行当，从业者以文人自居，穿长衫，开红店。红店不需要什么投入，有一间画室即可，瓷坯和颜色都从外面买来，重要的是主人要会画。产品是粉彩、五彩、浅绛彩，以及部分高档青花，不同于以往瓷器写年号或者堂号款，红店落作者款，是画师个人意识的觉醒。
最著名的红店画师当属珠山八友，他们有的是从御窑场出来的，有的是外地来的画家，活跃在晚清到民国。和扬州八怪类似，珠山八友也不止8人，大概有十几个，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有创新精神，作品追求国画甚至西画的效果。比如邓碧珊开创了瓷板人物画，汪野亭在瓷器上画出了泼墨山水的效果。珠山八友力图让瓷器脱离工艺品的范畴，达到纯艺术的高度，其成就现在还有争议，不过不能否认，他们都是杰出的艺术家。
王大凡落地粉彩高祖斩蛇瓷板
中国瓷器长期垄断世界瓷器市场，明代时出口大户龙泉窑开始衰落，景德镇一枝独大。到清代时，北方彭城窑产量很大，还有出口导向的广州窑和德化窑，这些窑口都不能撼动景德镇的高端瓷器垄断地位。这也是景德镇在明清发展成为工业化城市的重要动力——有供不应求的市场。
如果你穿越到清代的景德镇，扮演一位采购瓷器的客商，不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坯户、窑户、红店，你都进不去。你只能去瓷行，他们垄断全部瓷器销售，你告诉他们要买什么瓷器，但不能自己挑，瓷行会指派汇色行给你挑瓷器，瓷行再根据成色定价，然后再找来茭草行包装。整个过程你只能在旁边看，这时你心中会暗骂：垄断行业太霸道。
瓷器传统的包装方式是用干稻草捆起来。民窑细瓷会先用竹篾扎上，再捆稻草。官窑运瓷器时先用再纸包，再捆稻草后装桶，所以官家瓷器都是以桶为单位的。东印度公司还有个办法，把瓷器埋到茶叶里。瓷器包好后，把桩负责运到船上，这个把桩可不是烧窑的，是搬运工。瓷器都走水路，国内线是昌江到长江转大运河，国外线是昌江转赣江到广州出海。中国的外销瓷都是走海运的，也许陆地上那条是丝绸之路，海上的应该叫瓷器之路。
乾隆粉彩皮球花碗
成都博物馆
团花始于青铜器，后用于瓷器和丝绸，瓷器上主要有团龙、团凤等。皮球花只出现在瓷器上，是不规则分布的小团花，内容多是花卉。
本文开头提到景德镇防备外国人偷学技术，已经晚了。瓷器技术在康熙时就泄露了，法国人殷弘绪把瓷器技术传到了欧洲。德国人在年做出了瓷器，而后就蓬勃发展。
从道光开始，中国瓷器在欧洲的销量逐年递减，不过总出口量没怎么变，因为这时国力渐强的美国开始大量进口中国瓷器，那时他们还不会做瓷。颓势是在晚清显现的，人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从瓷器出口国变为进口国，好比丰田车开进了底特律，洋瓷器价廉物美，镇窑根本挡不住。
中国瓷器这时落后了——不扯情怀的话，技术上肯定落后了。我们领先了多年，咋就落后了呢？怪殷弘绪吗？非也，即使中国的技术没泄露，欧洲人照样能自己做出瓷器。那时西方人有科学，中国人没有，比如刚才说目测窑温的把桩师傅，牛得不得了，人家拿一支温度计就灭了你。
萨克森国王建瓷窑，用的是化学家，明代皇帝建官窑，派的是太监，清朝好一点，用的也是文官——古代中国就没有理科生，可见中西方看待器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雍正红彩外销瓷盘
描绘耶稣在约旦河中接受约翰施洗的场景，盘四周还画了天使，画的内容是西洋的，人物还是东方面孔。
《浮梁县志》有一句“工匠八方来，成器天下走”，经常被引用，以描述景德镇的繁华。其实前面还有挺悲观的一句“景德产佳器，产器不产手”。“不产手”，指没有名家，清代瓷工多是失地农民，就是“工匠八方来”。瓷工每月的工钱大概相当于斤米，勉强糊口而已。
究其原因首先是行业垄断，瓷器行业被宗族和地域控制。比如建窑，必须找曹姓人，而且他们还可以转包工程；圆器业的老板都是都昌人，外人不许涉足。技术垄断，景德镇许多技术是秘不外传、父子相承的，如果这家断了香火，这门技术也不存在了这是行业的自我保护，人为制造技术工人的稀缺，反过来限制了行业发展。
民国时，官窑荒废，民窑萧条，悲凉之气，遍布浮梁。实业家杜重远在景德镇建机器化瓷厂，却受到各种抵制。无奈之下杜重远只好把机器化瓷厂建在九江，这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瓷厂。他又不想放弃景德镇，在景建立了江西瓷业公司，用旧式工艺，新式管理，还建立了江西省窑业专科学校。那一代主张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为中国的陶瓷业复兴做了大量努力，可惜日寇入侵，功败垂成。这些先驱有：杜重远、熊希龄、熊式辉、张謇、瑞征、张浩。
年8月，景德镇成立了第一家国营陶瓷企业，年改名新中国成立瓷厂。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民窑纷纷改为公私合营制瓷厂，还有一些合作社制瓷厂，到年合并成九家国营瓷厂，加上已有的新中国成立瓷厂，就是辉煌一时的“十大瓷厂”。这些瓷厂各有专攻，比如新中国成立厂主打高温颜色釉、红旗厂做*府用瓷、艺术厂搞仿古、红光和光明厂生产青花玲珑。
十大瓷厂的首功是实现了机器化。最早和东德合作，用中国的颜色釉技术交换欧洲的工业技术。球磨机、真空炼泥机和电磁除铁机的应用，取代了过去的瓷泥作坊。对旧行会来说，新技术是釜底抽薪，旧式以地域和宗族为基础技术垄断不攻自破。
洪宪居仁堂粉彩梅鹊纹碗
苏州博物馆
再说十大瓷厂，鼎盛时年产几亿件瓷器，在20世纪60年代，每年出口万美元，而那时国家的外汇储备还不到两亿美元。反观那段历史可以发现，国企的使命，是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做两件事：第一，完成技术改造，实现生产现代化；第二，废除封建时代的陈规陋习，培养有现代素质的工人。国营瓷厂出色地完成了这两个使命，但面对自由市场时就不灵了，只要没有行*垄断，他们必然被私企击溃。那么退出吧，历史就是这么残酷。
事情发生在年，一夜之间，十大瓷厂全部倒闭。命令是*府下的，那时国营厂已经资不抵债了，光明瓷厂认为自己还可以维持，苦求宽限，被否。现在许多老瓷工还很怀念国营厂时代，说那时的瓷器如何如何好，我是真看不出来。听一个老师傅说过，那天早晨他哭着看完工厂门口贴着的停产通告，觉得景德镇完了。
怎么会完呢？景德镇曾4次毁于大火，3次在明朝，1次在清朝；两次毁于战乱，1次康熙打吴三桂，1次曾国藩打陈玉成，从来就没完过。窑火熄了可以再点，工厂停了可以再建，只要手艺在，就不会完。早在十大瓷厂倒闭之前，一种新的业态已经萌生了，在一条简陋的小巷里，叫樊家井。
樊家井是一条两公里长的小巷，一头接火车站，另一头近市区。20世纪90年代时外地来进货的客商常住在这里，有些国营厂的瓷工拿私活到此出售，往往一个花瓶的价格会超过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樊家井渐渐形成了市场，尤其是国营厂倒闭后，许多工人到此开作坊，自产自销，现在大概有家商户。如你路过景德镇，一定去樊家井看看，很有意思，不过那里脏乱差，勿谓言之不预也。
樊家井主营仿古瓷，只是有个古瓷大概的样子而已，人家只是想做古典风格的陈设瓷，并没有想做成古董。那些做假高手，所谓的高仿，都躲得远远的，从不抛头露面，外人根本见不到。现在潘家园城隍庙等古玩市场里的古董瓷，少说有一半出自樊家井，许多藏家收了多少年古瓷，都是这些东西。
清道光*釉刻花人笔筒
笔筒上刻的是八仙，是瓷器上的常见图案，明以后很流行，有八仙过海、八仙祝寿等。清代出现了饮中八仙图，画李白、贺知章等8人酒局，出自杜甫诗，不是神话。还有一种暗八仙，只画法器不画仙，宝剑象征吕洞宾、扇子象征汉钟离等。
只是一味仿古，也不见得有什么出息，这里还有一个景德镇陶瓷大学，培养了一批搞创新的人。陶瓷大学的前身是杜重远在年创办的中国陶业学堂，当时的另一个陶瓷实业家熊希龄在醴陵创办了陶业专科学校，两位前辈的想法与鲁迅不谋而合，只靠兴办实业不能救国，首先要广开民智。杜重远还在上海创办了《新生周刊》，可惜年被反动*阀杀害。
陶瓷大学学生的舞台是乐天集市，每周一次，学生们在此出售充满奇思妙想的陶瓷作品，许多年轻陶艺家就是在此成名的。乐天集市是景德镇另一个必去景点，可惜这两年水准有所下降，不过和景德镇经历过的风浪相比，这只是小问题。
樊家井和陶瓷大学，代表景德镇的两种趋势，一边回归传统，一边寻求突破。可贵的是，两者达成了微妙的平衡。景德镇有许多这样的作坊，陶大毕业生搞设计，老师傅做生产，年轻人太激进时，老人会挡一下，老人太保守时，年轻人又会推一把。
我们曾流连在博物馆，那些景德镇瓷器代表了古代最先进的技术和审美。几百年以后的博物馆里，代表这个时代的也许是智能手机，也许是电动汽车，肯定不是瓷器。景德镇还曾经有神圣的官窑，自从故宫太庙改成公园以后，官窑就不可能再存在了。镇窑瓷器一度成为全世界追逐的奢侈品，如今只能面对细分再细分的小众市场。历史不会逆行，景德镇注定无法回归旧日的辉煌，写到这里，真的有几分“闲话说玄宗”的无奈。还是要珍惜这个尊重个体差异的时代，总会有一些走在前面的人停下来，回头看那些揉泥巴的工匠。
（节选自江西美术出版社《陶瓷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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