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大地,踞河东之要,表里山河,文化昌盛,底蕴深厚。汉魏以降,中西交流、民族融合,农耕与草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贯穿始终。在稳定与迁徙、冲突与重建的交替轮回中,山西陶瓷独树一帜,得以空前发展,书写出中国陶瓷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山西陶瓷,是河东先民人文精神的凝集,工艺智慧的结晶,它深深植根于丰厚的三晋历史文化中,具有兼容并包、臻微入妙的气质。那北朝釉陶的雄浑气度,唐代泽州窑白绿釉彩的酣畅洒脱,金元黑轴瓷的朴拙豪放,介休窑白瓷的轻盈秀美,河津窑剔花及书法的沉静典雅,长治窑虎枕、绞釉的精雅工巧与造化之美,霍州窑白瓷市场的空前拓展,山西建筑琉璃的恢宏绚丽,无不令人赞叹。
山西古陶瓷虽成就卓著,但因其深受历史上瓷业发达冀、豫、陕窑业之影响,故其光芒长期被磁州窑、定窑等历史名窑所遮罩,以致明珠蒙尘,鲜为人知。
经由几代文博人的艰辛探索,我们终于得以揭开山西陶瓷的神秘面纱,领略山西陶瓷发展的历史概况与非凡成就。透过这些由泥火与文化、艺术转化而成的精灵,我们希冀在体悟山西陶瓷独特的工艺与文化传统和艺术之美的同时,进而还原出古人社会生活中的若干珍贵片段。
锋芒初显
山西在北朝文明进程中占极其重要地位。平城是北魏早期都城。晋阳是高欢北魏末年遥控朝*的基地,之后其作为东魏、北齐的“霸府”与“别都",繁盛有逾邺都。晋阳还是隋未李渊起兵的龙兴之地,入唐后,朝廷更视河东为“王业所基、京邑所资”之要。在此背景下,山西北朝釉陶工艺上承汉魏传统,下启隋唐新风,获得空前成就。受临近河北窑业影响,唐朝河东瓷业窑火初燃。
北朝釉陶的勃兴
北魏釉陶承袭汉魏传统,孕育隋唐新风,形态各异的釉陶俑，新创发明的各色釉料,独特的彩绘釉陶,貌似粗朴,却极具艺术张力。此时出现的人面镇墓兽、胡人牵驼俑等,直接被后世的隋唐所继承。北魏流行的黑釉、褐釉陶、青绿釉,亦被东魏、北齐发扬光大。汉魏传统、佛教文化与西域胡风的交融及对各类工艺的借鉴,更凸显了北朝釉陶中西文化深度融合的特点。北齐釉陶借鉴佛教石窟寺艺术的高浮雕手法,工艺精湛,无与伦比,独领风骚。
北朝鸡首壶,是受三国、晋、南朝以来流行鸡首壶影响的产物。东汉应劭撰《风俗通义》“雄鸡”条引《山海经》同:“祠*神皆以雄鸡”，应劭又说:“鸡主以御死避恶也”。丧葬用鸡首壶，有避恶、就吉之意,是古人借鸡为亡者“鸣阳引*”的一种风俗。考古发掘的实物和图像学资料表明,深腹杯配大托盘(子母盘)高足盘是北朝后期流行的饮食器具,装饰有莲瓣的高身灯台似与佛事活动有关,它们均被后世的隋唐所继承。
河东瓷业的肇始
目前能够被考古材料证实的山西唐代瓷窑,仅浑源界庄窑、晋城泽州窑、河津北午芹窑及平定窑。邻近山西北部的河北,窑业发达，其技术或通太行古陉的蒲阴陉、飞狐陉一线传人出西,深刻影响了浑源窑的生产。该窑唐代烧造白瓷、黑釉、茶叶末釉、三彩和绞胎等品种。安史之乱后,泽州与唐代名窑邢窑所在邢州,长期同属昭义镇所辖(昭义镇领泽、潤、磁、邢、洺五州）,故泽州窑明显受到邢窑的影响。该窑专门烧造温釉器,瓷胎致密,施化妆土,经素烧,胎呈土*、浅灰或*白等色,有白釉绿彩、三彩、淡水清釉、*釉、*褐色釉等品种。其中沉静典雅的水清釉、酣畅洒脱的白釉绿彩是泽州窑的代表性产品。唐朝北都太原府、长安及东都洛阳均有发现。河津北午窑破坏严重,唐代以饼足玉璧底碗为主,胎质粗糙。平定烧造玉璧底碗，制作略粗,还烧制花口钵等,但其年代是否到唐还有待进一步考古证实。
唐朝是茶文化大发展的重要时期。饮茶之风从寺院宫廷,渗透到了到日常生活的诸多层面。有关茶的著作，诗词等大量涌现。陆羽完成首部系统介绍茶的著作——《茶经》。白居易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名句传世。唐人封演《封氏闻见录》云:“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唐朝还出现朝廷主导的“茶*”,茶税成为国家重要财赋来源。饮茶已从原本消食、提神的功能,演进为将视觉、味觉和一定仪轨合为一体的清修体验,上升为茶道,完成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升华,与相适应的茶具品类获得空前发展,茶器美学也获得极大提升唐代浑源窑、泽州窑茶瓶、茶盏、渣斗等大宗茶器的生产,正与此背景有关。
融合创新
山西毗邻历史上瓷业发达的冀、豫、陕三地。五代至宋辽金三朝,以太行山为界，河北、河南的瓷业产品及技术,明显具有穿越太行古陉向山西单向流通和扩张的趋势。宋金定窑产品及瓷业技术,通过蒲阴陉、飞狐陉影响了辽金西京道的瓷业生产,井陉也是定窑瓷业技术进入山西的重要孔道;金代磁州窑与潞州地区窑业技术交流主要凭籍滏口陉展开;白陉、太行陉则发挥了金代修武当阳峪窑等河南窑场与河东南路窑业产品与瓷业技术交流之功能。
山西窑业虽深受邻省强烈影响,但不乏开创性贡献,如介休窑北宋创烧的白地黑花,引发了晋、冀、豫此类装饰在金代的大流行。三晋窑工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尤为注重重塑自身工艺与文化特色,产品面貌翻新入妙,如同己出,自成一格。
五代宋金太原府及周边瓷业
至迟在五代,定窑“官”、“新官”款等产品已流通至太原府,定窑技术也透过井陉太行古道输入山西,官方仿效定窑,定烧“晋”款瓷器,平定窑初燃窑火。入宋,介休窑在效法定窑白瓷的基础上,形成自身鲜明特色,同时开北方白地黑花装饰先河,白地褐彩、褐地白彩流行。金朝世宗、章宗朝“治平日久，宇内小康”，瓷业发展迅猛。邻近平定路的盂县窑以定窑白瓷为仿烧对象，榆次窑则明显受到定窑印花工艺和白地黑花装饰的双重影响；而此时介休窑则专注于白地黑花、剔花工艺，装饰自成一格。
辽金西京的瓷业
大同是辽的西京和陪都,地位显赫。辽代定瓷已流通至大同府一带。金代,大同府、朔州等地纳入金朝版图,更成为定瓷的重要消费地。定瓷在输入辽金西京道(路)的同时,还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瓷业生产。浑源窑、怀仁窑,都明显受到定窑影响。浑源窑、大同青瓷窑还另辟蹊径,以黑釉剔花见长,其朴拙的造型、独特的装饰、粗犷的艺术风格，在陶瓷史上独树一帜，一度影响了西夏黑瓷的生产。浑源窑镶嵌青瓷，也是该窑颇具特色和影响力的产品。怀仁窑黑釉油滴盏的流行，则与点茶法在北方的广为传播密切相关。大同青瓷窑，浑源窑，怀仁窑产品除销往邻近的河北、内蒙之外，浑源窑甚至远销千里之外的辽上京一带。
浑源窑瓷塑
受定窑影响,浑源窑辽代生产大量白瓷,尤以细白瓷中的瓷塑类最精，工艺考究,造型与装饰自成一格,成为浑源窑瓷器中最引人注目的品类。其中有姿态各异又可以把玩或佩戴的百戏童子像、动物等,也有佛、观音、罗汉等佛教塑像,还有人首龙头流提梁壶等生活用具。浑源窑瓷枕也多采用模印雕塑技法,有童子、双狮等造型,亦可归入瓷塑一类。
浑源窑镶嵌青瓷
浑源窑镶嵌青瓷,体现了该窑高超的生产技术水平。除碗、盘、枕、罐、瓶、盆、炉、瓮等日用器皿外,甚至有装饰用的插嵌瓷板。镶嵌青瓷釉质光润,釉色青*。装饰分三种:一是单一线嵌纹饰,为主流装饰;二是线嵌与剔划化妆土结合形成的装饰;三是剔划花装饰,这类剔刻部分单独填嵌白化妆土，而线形的经脉则无嵌彩。其制作方法是:先在胎上划出线纹,然后施白化妆土,再刮掉线纹以外的化妆土,最后施透明青釉入窑烧成。烧成后因坯体和嵌入坯体的化妆土呈色不同,形成青地白花的效果少量器物在坯体上剔划出纹饰,再于剔划部分填嵌白化妆土。
介休窑
据洪山镇《源神庙碑》载,介休洪山窑,至迟在宋大中祥符元年已窑火初燃。该窑北宋细白瓷的透明度、白度,明显高于定窑,宋白瓷中无出其右者。印花白瓷受定窑影响,多见小件盏盘、花球饰品,装饰菊瓣、缠枝菊花,婴戏牡丹等图案。碗、盘类的瓷质支钉垫烧工艺,堪称解决瓷器美观与产量矛盾的绝妙发明,是山西窑工的独特贡献,黑、*褐釉印花碗、盘等,涩圈叠烧,以婴戏荡船纹最富特色。
北宋还生产黑釉、白釉划花、剔花、镂雕、釉下黑彩划花及釉下黑、赭花等,北宋已创烧优质成熟的白地黑花产品,开白地黑花装饰之先河。釉下黑、赭花产品,深浅赭、黑褐等色施于洁白化妆土上用料有凸起感,别具一格。其中白地黑、赭花划花装饰,工艺考究,为该窑绝精之作。北宋产品辐射很广,凭籍*河销往河南,甚至远销至辽上京、中京一带。金代介休窑则穿越*河古渡,远销陕北地区。
白地黑花
白地黑花是釉下彩品种之一,是宋金北方窑场流行装饰。其工艺是坯胎上敷层白色化妆土,然后在其上用毛笔蘸含铁量较低的褐铁矿石(斑花石)料绘画,再罩透明玻璃釉入窑经高温烧成。北宋介休窑除大量烧造白地赭花瓷器外,已创烧成熟的白地黑花瓷器,开此类装饰之先河。介休窑、榆次窑的白地黑花除单一的黑彩外,还流行白地黑花加酱彩,尤其在花朵等部位施加酱彩,丰富了画面的美感和表现力,是颇具山西地域特色的装饰。
金代河东南路的瓷业
金代河东南路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其瓷业生产,博采众长,涌现出以河津窑、长治窑、当阳峪窑、霍州窑等为代表的瓷窑。当阳峪窑,金代属河东南路,其产品通过太行古陉,在河东南路流布甚广,进而启发了河津窑对其工艺的借鉴。河津窑工并未止步于模仿,而是在造型、装饰色彩方面重塑并强化自身特色,一跃成为河东窑业之翘楚。
得益于太行釜口陉的交通便利,长治地区的瓷业,强烈地受到河北磁州窑的影响,着力在造型与装饰上另辟蹊径,其生产的虎枕、山水枕及白地黑花精品,工艺与艺术水平与磁州窑精品比肩,亦毫不逊色。八义窑的红绿彩技术也应是来自邻近的红绿彩技术最发达的窑场—磁州窑。霍州窑代介休窑而起,成为金代流通颇广的产品。
长治窑釉下彩与绞釉
长治窑场的釉下彩极富地域特色,除白地黑花之外，花卉花朵局部喜用白粉、褐彩两色装饰,禽鸟用褐彩皴染,较单纯白地黑花更具表现力,是长治地区釉下彩装饰最具标识性的特点。
绞釉,有学者称之为“流泥纹”或“绞化妆土”。其制作工艺是:先在坯体上施化妆土,干燥后,把两种深浅不同颜色的泥浆,经绞合后用特殊方法施于化妆土上,最后罩透明釉烧成。通常施于长颈瓶、香炉等器物上,形成类似大理石般的纹理,西方学者称其为“大理石釉”;长治窑工还把绞釉工艺创造性地用于表现庭院山石的造型与肌理,颇得自然造化之趣。
虎枕
宋邵雍纂辑《梦林玄解》中“虎枕安神辟梦说”条云“霍幢人秘授虎枕法,能令神*宁守,妖梦不见,延年养荥,升仙诞道之要也。”可知古人认为虎枕有安神辟梦之功。金代虎枕是山西长治一带窑场的名品，其制作工艺之精湛,装饰题材之丰富、艺术手法之高超,独步当时。
河津窑
河津窑是山西宋金时期重要窑场之一,已发现北午芹、古垛、固镇和老窑头四处窑址,烧造年代自唐至清。年对固镇窑址的考古发掘,发现制瓷作坊、窑炉等遗迹,以金代遗存为主,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作坊多窑洞式,有澄泥池、沾浆缸、灶址、石磨盘、石臼等遗迹、遗物;瓷器品类有粗细白瓷、黑酱釉及三彩,器形以碗、盘、碟和枕为主，装饰工艺有白地黑花、剔花填黑彩、珍珠地划花、黑地白绘花及印花,题材以诗词、花卉为主。
固镇窑址中北涧疙瘩出土北宋细白瓷,胎白细密,釉色莹润,代表了同期较高水平;上八亩出土的金代瓷枕采用剔花填黑及珍珠地划花工艺,枕面饰竹节状、壸门开光,特色鲜明,工艺精湛。出土窑具有匣钵、三叉支钉、垫圈、垫片、支顶钵、“工”形支垫测温锥等。装烧方法多为匣钵装烧,装烧工艺分正烧和覆烧,包括三叉支钉叠烧、涩圈叠烧和泥钉叠烧等。金代河津窑产品,除满足河东南路市场外,凭借毗邻*河古渡之利,大量远销陕、甘地区。
河津窑的诗书画意
河津窑工在借鉴当阳峪窑等河南窑业技术的基础上,注重文化、艺术、造型、装饰、色彩方面的重塑,并强化了自身鲜明的特色。其独具一格的造型设计、极具艺术美感的画面、内涵丰富的装饰题材、大胆沉稳的剔花填黑技艺、超凡脱俗的黑地白粉书法、纯熟秀雅的三彩运用,使得河津窑在造型装饰、书法艺术、色彩呈现等方面匠心独运,无可匹敌。
在具有工匠传统的瓷器之上,具有完全可与文人比肩的书法之作,具有丝毫不输文人画的神采与气韵,这在陶瓷史上是前所木见的。这一方面,与金代普遍重视文化、道德修养,重视中原文化传承、嗜书嗜学的因素相关,同时也是山西“大定明昌五十年”金朝盛世的写照;另一方面,也极有可能是具有良好文化素养的文人阶层,参与了瓷器的生产与设计。
红绿彩
红绿彩是金代出现的釉上彩瓷品种,其工艺是在烧成瓷器上,用红、绿、*等彩勾画出纹饰,再入窑以℃左右的低温烧成。有白釉红绿彩、白地黑花红绿彩票釉红绿彩及红绿彩贴金等品种。红彩是三氧化二铁的呈色成,*彩也是铁的呈色,绿彩为铜的呈色。得益于太行釜口陉的交通便利,八义窑的红绿彩技术,应是来自红绿彩技术最发达的磁州窑。
白覆轮
“白覆轮”是日本陶瓷学界对中国宋金时期口沿施一周白釉的黑釉瓷的称谓,以白覆轮黑釉茶盏最为流行。在宋金时期的山西窑、淄博窑,河南窑,吉州窑都有烧造。白覆轮黑釉器,黑白对比鲜明,具有特殊的美感。其制作工艺,先施黑釉,然后用竹刀刮去口沿内外黑釉,然后口沿施白化妆土及透明釉,再入窑高温烧制。山西汾阳东龙观金明昌六年墓壁画“茶酒位”图中有用“白覆轮茶盏点茶之情形。
别开新貌
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游牧文化的渗透,统治版图的扩张,与西域广大地区的交流进一步加深,由此带来一场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涌现出许多融合了异域文化习俗的新奇装饰与器用。从元代介休窑黑釉剔花黑釉铁锈花嘟噜瓶.胡瓶的大量烧造,霍州窑白瓷高足碗、杯的流行,临汾窑、浑源窑钧瓷、白地黑花的烧造等都可强烈感受到蒙元文化对瓷业生产面貌的深刻影响。元明时期山西建筑琉璃工艺臻于鼎盛,珐花工艺流行,中东传入的孔雀蓝等釉色风靡一时,形成了一股前所未见的新风尚。
元代冀宁路、晋宁路、大同路瓷业
有元一代,器用与装饰皆新。黑釉剔划花、黑釉铁锈花与鸟形花装饰,高足碗、杯以及嘟噜瓶、胡瓶(玉壶春瓶)、鸡心茶罐的流行,都烙上了深深的蒙元文化印痕。元代冀宁路以榆次窑的白地黑花为代表;晋宁路的临汾窑主要烧造白瓷、黑釉、钧釉等器物;介休义棠在元代曾烧造黑釉剔花、白地划花产品;霍州窑以烧造白瓷见长,代表了元代北方白瓷的最高成就;大同路的浑源窑主要烧造钓瓷和白地黑花瓷。各窑产品的行销市场也空前扩大,或穿越太行古陉销往元大都,或通过*河古渡销往陕北、关中地区,有的甚至远销至广袤的塞北草原。
霍器与彭窑
霍州窑位于山西霍州白龙镇陈村,是山西金元时期重要瓷窑。元代霍州窑又称“彭窑”。霍窑白瓷工艺独特,制作甚工,土骨细白,胎薄且轻,造型秀雅,代表了元代北方白瓷工艺的最高水平。金代霍器装烧方式以砂圈叠烧为主,元朝霍州窑承袭介休窑瓷质粘钉叠烧技术,器足大多粘有五个细瓷泥支钉,器内底常留有五个细小支钉痕。元朝霍器拥有更广阔的北方市场,除山西外,河北磁县、浙江杭州、元大都、元集宁路故城包头市燕家梁遗址、元代亦集乃路故城、河北*骅海丰镇元代贸易港口、甚至蒙古国境内的元代和宁路故城遗址都发现了霍器踪迹,是山西行销市场最为广阔的瓷窑。
黑釉铁锈花
黑釉铁锈花是宋金元时期北方流行的瓷器装饰手法。以含氧化铁的“斑花石”为彩料,在施黑釉的器身上或绘或点或洒进行装饰,入窑高温烧成后,黑釉器身呈现褐酱色的铁锈花纹。山西以介休及汾阳地区元代窑场流行的铁锈花鸟形花装饰最富特色。
山西钧瓷
山西钧瓷最重要的发现主要集中在大同地区,以元至元二年(）冯道真墓的发现为代表,应是浑源窑的产品。浑源窑钧瓷的生产,很可能是在河南三峰山之战()之后,汝州、许昌等地被蒙*攻占,之后蒙古*队北归,河南成为空虚之地。蒙古*队在撤离的时候,带走了大批俘获的工匠。《元史·何实传》称“实分兵攻汴、陈、蔡、唐、邓、许、钧、睢、郑、亳、颍,所至有功,计枭首一千五百余级,俘工匠七百余人。”浑源窑作为满足云州陶瓷需求的重要窑场,其钧瓷的生产,很可能是利用从河南俘获的匠发展起来的。此后,钓瓷技术在山西进一步传播元代临汾龙祠窑，泽州柳口镇也有生产。
琉璃与法花
山西琉璃,是我国陶瓷史上的杰出成就之一。其恢弘的气势、绚丽的色彩、多变的造型、精湛的技艺,无不令人赞叹。琉璃最初以*、绿为基调,以铅为助熔剂,元以后融入法花釉中的孔雀蓝、茄皮紫等,色彩愈加艳丽。山西琉璃历经千年世事变迁,仍有大量优秀作品幸存，如牌坊、佛塔、碑碣、影壁、神像、狮子、供器及建筑脊饰吻兽等,其分布之广、匠师之多,无出其右者。
法花萌芽金元,盛行于明,多见佛道神像、供器一类。其典型制品采用立粉技术,釉色以茄皮紫、孔雀蓝,金珀*为特色,是以硝酸钾为助熔剂的中温色釉。法花除景德镇所产为瓷胎外,其他北方之窑大抵皆陶胎或粗瓷胎,河南、陕西亦有烧造,以山西成就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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