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的学理性阐释
内容提要：生态空间维度（兼顾行*区划与生态系统整体性）、管理哲学维度（同时考虑“五位一体”的目标与战略意涵）和绿色进路选择维度（绿色发展抑或生态现代化取向）等三个维度或层面，构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区域模式探讨中基本的方法论考量，前两者更多具有分析前提性意义，后者则更多决定着具体模式的理论意涵。而对江西北部、云南普洱市和内蒙古库布其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实践在现实中是异常复杂与多样化的，因而任何视角下所做出的区域模式概括及其普遍性声称都应非常谨慎。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示范区/先行区）、区域模式、绿色发展、生态现代化
在笔者看来，*的十九大之后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研究，理应同时在理论深化与实践概括两个维度上有实质性进展或突破。前者突出表现在学界无论对于学术前沿性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阐发还是更为基础性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基础范畴的辨析，都还需要做大量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学科层面上的研究工作[1]；后者则集中表现在学界对于鲜活生动却又呈现为高度异质性或多样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地方践行实践，既缺乏足够细致深入的实地考察了解，也很少能够提出富有理论洞察力和*策反思性的分析建议，因而整体上尚未真正形成一种生态文明话语理论与践行实践之间的建设性互动。基于此，笔者将结合年暑期应邀参与的三次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典型案例考察，着重讨论一下如何规范化或提升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的学理性阐释。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模式及其研究：方法论层面
笔者对这一议题的探讨，始于年和年连续两次对浙江安吉这一生态文明建设全国明星县的学术考察，即尝试分析她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2]在理论层面上，笔者特别强调的是，任何现实性区域模式都必须是一个五位一体意义上的整体，也就是必须同时呈现为生态文明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与生态环境治理及其彼此间契合一致，单纯的良好生态环境质量本身（尤其是自然天成意义上）并不能界定为或等同于生态文明；在实践层面上，笔者所强调的是，安吉县的践行实践及其成果必须置于整个浙江乃至全国的从生态示范建设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背景和语境之下。其基本看法是，安吉县确实同时具备了包括自然生态禀赋、地理区位优势和经济转型大背景在内的机会结构条件，再加上当地*府及其领导下的基层民众的创造性努力，从而取得了至少如下四个方面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雏形初具的生态经济、保持优良的生态环境、品质大大提升或优化的生态人居、得到初步挖掘与开发的生态文化。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笔者认为，浙江安吉的实践探索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区域性模式，尽管对这一模式的普适性与特殊性意蕴还需要做更明确具体的限定[3]。
从更一般意义上说，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的学理性研究，首先需要对如下三个问题做出明确的方法论界定或阐释：行*辖区抑或地域为主、目标结果抑或重点突破侧重、绿色发展抑或生态现代化取向。第一个问题所关涉的是，我们对某一区域案例的考察是基于通常所指的行*区划还是更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其要素，也就是辖区还是地域考量为主的问题[4]。应该说，二者之间的视角差异是明显的和重要的。一方面，现实中的行*分区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已经将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其要素考虑其中，但相反的例子也并不罕见——比如我国现行省市自治区层级中的河北省、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而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相对于整个国家和地球的生态系统完整性，任何级别上的行*划分都难免是一种人为的切割或阻断——比如相对于我国的长江和*河流域水生态系统而言。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大自然并不知道（承认）行*边界。但另一方面，至少就现实可操作性来说，行*区划又是我们思考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现状及其变革的最自然或便利的工具，探讨象征着人与自然关系、社会与自然关系文明水平的生态文明时也不例外。因此，我们的确应该非常慎重地讨论基于某一行*区划对象的生态文明建设及其典型意义，而且必须始终将这种基于行*区划的分析内置于其所属的更为宽阔的生态环境整体或背景，而对此思路的一个重要方法论矫正就是尽可能在更高行*层级上审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或地域模式，从而使得狭义上的行*区域模式同时呈现为一种生态地域模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曾提出[5]，“省域”很可能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研究的最佳行*层级（相对于地市、县区和乡镇而言）。
第二个问题所关涉的是，我们对某一区域案例的考察是侧重于作为一种综合性追求或动态性进程的目标结果还是它所采取的优势或重点突破的战略性选择，也就是目标结果还是战略重点的问题。这首先关系到的是我们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目标与战略意涵的基础性理解。的确，*的十八大报告更多强调了“五位一体”的战略路径意义，即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其他“四大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但无论是对生态文明目标状态还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认知考核，都必须将其视为一个同时包括经济、社会、*治、文化与生态环境治理等不同层面的整体。然而，现实中普遍存在、也颇为合理的是，某一区域会基于自己在某个维度上的特点优势（或明显的短板不足）选择重点突破，从而开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进程，比如尤其是优良生态环境质量的保护与保持。而需要明确的是，虽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重点意义上的差异化选择也可以称之为广义的模式（之分），但它毕竟不同于基于生态文明完整内涵的区域模式——比如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系统保持经验，并不足以声称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对此，一个适当的方法论处置是，我们当然可以讨论不同区域开启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的不同重点或战略选择，但在具体分析和模式概括时必须充分估量这种重点或优势突破的立体性效果。比如，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系统保持努力，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引发了其经济、社会、制度与文化层面上的连锁性（内在一致性）回应，反之也是如此。
第三个问题所关涉的是，某一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总体上所采取的是一种“绿色发展”还是“生态现代化”的新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取向，也就是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还是用“金山银山”置换“绿水青山”的问题。笔者在它文中曾对此做了具体讨论并将其大致划分两个类型[6]：绿色发展模式和生态现代化模式。前者以江西省、贵州省这样的中西部省份（部分意义上的福建省等）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拥有相对较为优厚的生态环境禀赋条件，因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如何在确保区域生态环境整体质量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更加明智地开发利用辖区内的自然生态资源，从而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兼得共赢，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使绿水青山真正（转化）成为金山银山。后者以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这样的东部沿海省份（也包括像以武汉、西安和成都—重庆等为中心的中西部都市圈区域）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拥有相对较为强大的经济财*实力和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因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如何通过大规模的经济财*投入和工艺技术管理革新来实现区域经济结构及其能源技术体系的生态化重构，从而在实质性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累积起来的城乡工业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的同时，满足广大市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美好生活与生态公共产品需要。相对于复杂多样的现实状况而言，这当然只是一种大致性的区分，而它的主要方法论意义在于，自然生态资源（禀赋）的全面可持续开发利用和传统现代化（发展）体系构架的生态化重构，是当代中国语境下生态文明建设的两大绿色进路选择。
在笔者看来，上述三个维度或层面构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区域模式探讨中必需的方法论考量，即生态空间维度（兼顾行*区划与生态系统整体性）、管理哲学维度（同时考虑“五位一体”的目标与战略意涵）和绿色进路选择维度（绿色发展或是生态现代化取向），而前两二者更多具有分析前提性意义，后者则更多决定着具体模式的理论意涵。无疑，这些维度或层面作为一个整体性分析框架[7]，尚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明晰与廓清之处。但无论如何，它是笔者接下来进行的案例比较的方法论基础或框架。
二、个例比较：江西北部、云南普洱市和内蒙古库布其
1.江西北部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第一，本文所指的“江西北部”区域，即南昌市、景德镇市和九江市，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地理或行*区划概念（通常来说“赣北”还应包括上饶市），而是由于由中央网信办、光明网等单位组织的“感受改革巨变、思考中国奇迹——改革开放看江西网络主题活动”，恰好安排在了这里。而笔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