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景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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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庐山市人，一级文学创作员。中学毕业下放农村，后上矿山挖矿，三年后进九江柴油机厂当工人，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校教员，后调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出版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等。著有《饶漱石》、《青史觅山河》、《溪水啊溪水》、《秋色入湖山》等著作，曾主编《万杉寺志》、《东林寺志》、《星子历史文化丛书》，在《百年潮》、《炎*春秋》、《人物》、《纵横》等刊物也发表史学文章。
昏庸的宋真宗赵恒是宋朝第三个皇帝，他的第二个年号“景德”虽然只有短短的4年（公元—年），可这4年却出了一本有名的书和一座有名的城，“景德”这个年号也因这书与城凸现在中国历史上。书名《景德传灯录》，是禅宗语录汇编，堪称宗教与思想的瑰宝；城则为景德镇，它由原来浮梁县昌南镇改名所致，后来成了闻名中外的“瓷都”。一千多年来，人们都称“浮梁景德镇”，到了20世纪后半叶，隶属关系完全颠倒，改称“景德镇市浮梁县”。年，浮梁县被撤消，年才又恢复，以致于这个千年古县，隐姓埋名整整30年，难怪外省外县的中青年，对浮梁县十分陌生。年，景德镇被列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江西第一座获此殊荣的城市。在大兴旅游的今天，“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无疑是一块摇钱的金字招牌。“五一”长假，该市的宾馆、饭店、旅社几乎天天客满。几天后我却惊讶地发现：随旅游团而来的游客们，大多只住上一宿，买点瓷器，第二天又匆匆登车离去。景德镇最有名的风景点、拥有古窑瓷厂和陶瓷历史博物馆的“景德镇陶瓷历史博览区”，在“五一*金周”期间，比起庐山等地，游人数量也谈不上多。至于被誉为景德镇市徽的龙珠阁，虽古楼高耸，秀木葱翠，仍游人寥寥，门可罗雀。离龙珠阁不远，藏品甚丰的陶瓷馆，节日里干脆闭门谢客。我知道，这些来去匆匆的游客，不是来瓷都旅游，而是来购物的。一我不止一次地到过景德镇，在瓷器街上转悠，去古窑瓷厂参观，在陶瓷馆历代藏品前留连……我总觉得，我所见到的，不过是陶瓷文化的花与果及她开花结果的工艺流程而已。近年来景德镇市大抓旅游，弘扬陶瓷文化。景德镇陶瓷文化之源在浮梁，在浮梁的山水人物与民风中。在漫长的岁月里，景德镇只是浮梁县管辖的一个集镇，从浮梁母体中划出，独立成市不过半个世纪。景德元年，昌江南岸的昌南镇向宋真宗进献瓷器，器底书“建年景德”，颇招真宗喜欢。沾了皇帝的灵光，昌南镇由是改名为景德镇。不过，景德镇的瓷器名声大起，还是在南宋（一说元代），由于浮梁县发现新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在这以前，瓷胎是由一种灰白色的瓷石碾碎后和水做成，这种瓷石做成的瓷胎不耐高温，易坍塌变形，且难以制造大件瓷，加入高岭土后，瓷胎仿佛增添了钢质，烧制出的瓷器“玉骨冰胎”，精美异常，大件瓷的问题也解决了。高岭土的发现与应用，中国瓷器完成了由软质瓷到硬质瓷的飞跃。这新的瓷原料色白细腻，宋应星称之为“糯米土”，由于产地在浮梁高岭，故此原料称作高岭土。对高岭土的开挖与淘洗我并不陌生，但作为引起陶瓷巨大变革的新原料的最初产地高岭，我却对它一直充满向往之情。发源于祁门的昌江从北向南贯穿浮梁县境，在景德镇西南汇入饶河流向鄱阳湖。昌江的四大支流分别叫东河、西河、南河、北河。东河与南河两岸散布着从五代到明、清众多的古窑遗址。闻名遐迩的景德镇瓷就是从这些遗址间起步的。水量充沛的东河是昌江最大的支流，一路上她连着古矿、古窑、古道和古码头，它与昌江交汇处是浮梁故城。河上游的瑶里镇原来名字就叫窑里，它曾是唐代陶瓷产地，附近蕴藏着丰富的瓷石与釉果。东河中游岸边则是著名的高岭。“五一”期间天气阴雨相间，阴一阵，雨一阵。那天吃罢早饭出发时，雨停了，空中乱云飞驰，雨意四伏，高岭距景德镇市区有90里，路上说不定会遇上瓢泼大雨。我们的车朝东北方向驶去，一路上低山矮丘，丰富的植被在湿润的雨季更显得绿意浓重。车入浮梁地界，村庄渐渐稀疏，路上车辆很少，凉风拂面，十分清新惬意。公路傍着东河向远处蜿蜒，我想起古人描绘浮梁风情的两句诗：倚山屋角皆种竹，临水村边总系船。如今，浮梁的东、西、南、北四大河与境内的昌江上，已难觅舟船，半个世纪前，这5大江河上可满是争流的竹筏、鸦尾船与扶梢船。大河上少了船影橹声，仿佛少了色彩与鲜活的人气。世间的得与失很难说得清：年法国神甫昂特雷来到高岭，窃得高岭土和它的秘密并带回国内，此矿从此为洋人所知。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赴浮梁考察，著文介绍高岭土，高岭土从此名扬国外，高岭土也成为国际通用的专业术语，可是，中国瓷器也因此失去了专利权，过早地拥有了竞争对手。陪我去高岭的是浮梁县主管文化与旅游的副县长寇江河，他是我大学时的同学。车子到了一处叫东埠街的地方，离开大路，向右驶上跨越东河的石桥，然后沿着新修的简易公路爬山。寇江河告诉我去高岭的路“五一”前才通车。山路回旋，时断时续，隐隐可见古时进山出山的石磴道。东埠离高岭不过8里，小车爬了一阵，驶上一道坡，眼前现出悬挂在路尽头的一块写有“高岭风景名胜区”的大红横幔，横幔下跑出位十四五岁的乡下姑娘，生疏而又羞涩地做出拦车的手势，要我们停车售票……这就是高岭，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说的出“糯米土”的“高梁山”。脚下是数百年开采高岭土留下的尾砂堆积成的山岭，厚达50米，所以地面呈现出白色。“高岭风景名胜区”的大院与院内建筑像是坐落在巨大的尾砂堆上。大凡矿区尾砂堆积处多是满目荒凉，寸草不生，这儿尾砂堆积成岭，起伏相连，却灌木丛生，松竹苍郁，丝毫不显矿山的荒漠。导游手册上说这里“青山映白雪”虽有些过分诗化，但白色的道路与青青的山林相衬，倒也赏心悦目。我们在附近转了一圈，放眼望去，山岭如浪，莽莽苍苍。近处冷落的古道、废弃的矿井、霉苔覆盖的洗矿池……都掩映在滴翠的绿色中。路旁有一处旧矿井，入口处极窄，仅通一人，不难想像当年采掘的艰难。林荫中有两个相连的、用鹅卵石砌成的池子，内外长满了厚厚的青苔，不经人指点，怎知道这废弃的石池曾是用来淘洗高岭土的。用花岗石砌成的山间古道很宽，现出矿工肌肤一样古铜色的光泽……循着山道而下，道旁石壁上有两个半米见方的石刻大字“高岭”，笔力古朴苍劲，不知何代何人所书。再往下有一亭，亭内一石碑，碑上刻的也是“高岭”二字，这是今人的手迹。亭名“玉峰亭”，又叫“接夫亭”，导游说当年矿工们的妻子每到*昏便入亭聚集等候劳作归来的丈夫。这虽是今人编造的，却颇有人情味。辞亭而下，是通往高岭村的大路。高岭村四面环山，一水萦绕，从东南豁口出村。豁口溪上有桥，桥上有亭，亭很大，状如一间大屋。亭名“水口亭”，亭外墙上嵌着省*府立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高岭瓷矿遗址”的碑刻标志。亭内立着几块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碑刻，可惜因天阴欲雨，光线太暗而无法辨读。亭内在放电视，一群村童边玩边看《闪闪的红星》。穿亭进村，迎面一株千年古樟，枝柯虬劲，浓荫如盖，几只母鸡在树下悠闲觅食。村内屋舍错落，多明、清风火墙式百年古宅。为了迎接游客，临路的村舍墙壁粉得雪白，檐下挂着红灯、酒幌、旗帘。村后一条古道伸向东北，这原是自浮梁经东埠通瑶里向安徽休宁的陆路，今已荒芜少有人行。古道久经风霜，石条滑溜溜的，进村出村有两块对峙如门的长石礅，石礅临路一侧都凿出长方形的凹部，这是当年放置路灯、给行人照明的地方……史籍上记载：最早发现与开采高岭土的是高岭村民何召一。此后，这里工棚遍布，满山人影，高岭村人农闲也加入采矿、洗矿的队伍。那些年月，矿山喧闹热腾，通往瑶里、徽州的商贾脚力络绎不绝，茶寮酒店生意火红，岭上岭下一片繁忙，生意盎然……而今高岭土尽，工棚无觅，留下了散落的废矿、弃池与残碑。山林寂寂，山溪潺湲，这个有着丰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村庄在杜鹃声声中显得有点神秘莫测。告别高岭村，下雨了，先是牛毛细雨，到山麓东埠时，雨点飒飒作响。我以为东埠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无意进村。可江河几乎是强邀我下车进村，他说这曾是浮梁四大古街之一。进村一看，果然是不同寻常的村庄，逼仄的街巷，麻石街面，板门店堂，临街的柜台……一里多长的古街店铺虽已尽为民居，但处处古迹犹存。再往前走，半爿街面临河，一座大条石砌成的码头高大显眼。街北河岸上还立着一块乾隆年间的《奉敕石永遵碑》，石碑上刻写着转运高岭土与瑶里釉果纠纷的来由与解决办法。数百年的古碑已老态苍苍，可记录了东埠街与东河上不同寻常的繁华。雨季的东河河面宽阔，急骤的雨点在清亮的河面上溅起密密的圆圈，水中的街影树影不停地扩大、叠加。当年，从高岭采出的瓷土经过淘洗，做成块状，挑下山在东埠码头装船，运向景德镇的御窑与民窑，每百斤价格为银7钱……除了高岭土，靠东河运送的还有瑶里的瓷石、釉果，窑厂的薪柴。上下纷争中渡口，柴船才拢槎船来。由于上游的水利工程，东河已早不通航，可昔日昌江和他的东河、南河支流上却曾经千船万筏，舟排竞渡。眼前有几片漂浮的竹筏，筏上彩旗飘飘，这是东埠人办的旅游项目，登排逶迤漂流，也许有几分野趣，但与昔日的情景已大相径庭……浮梁县撤销，一县文化、*治、经济重心移向景德镇，使东埠、瑶里“现代化”的步伐比别处慢了许多，因而留住了它们的原始风貌与古朴风情。因为有了与“现代化村镇”可贵的距离，今天这些地方才有幸成为人们回归自然，品味历史的好去处。浮梁多故迹，单就古建筑而言，其数量、质量、类型不让徽州。中国考古界大师夏鼐光先生曾经呼吁希望将浮梁的古建筑“在原地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保持原来的环境气氛，建成一个别具一格的“露天博物馆”。东埠街和高岭村就是这样一座保留了历史情韵的“露天博物馆”。昨天游景德镇陶瓷博览区，后院很大，静悄悄的，里边有一片从浮梁、景德镇各乡拆迁来的古民居，保全虽完整，可惜脱离了“原来的环境气氛”，穿行其间，如同面对一批远古的文物，感受不到乡村民居应有的生气与纯朴清雅的乡间美，故游人很少，孤寂、阴沉，有点冷气逼人。东埠古街早在30多年前就显示了它的价值，电影《闪闪的红星》拍摄时，外景多取自东埠、瑶里与入徽古道。我这才明白高岭村口亭子里，孩子们为什么老是播放那部老掉牙的《闪闪的红星》……东河水静静地流淌，河身消失在茫茫烟雨中。这是一条文化之河，她滋润了两岸的田野、村庄、窑户与瓷行，记录了东埠的辉煌与景德镇陶瓷文化的源远流长。很可惜，去高岭的游人太少，上午问起门票收入，回答说三天才多元。也许高岭瓷矿遗址连同众多的古窑遗址，像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一样，可视性不够，单调、缺乏色彩，引不起游人的兴趣。只有给景观注入文化与历史，才会撩起旅客访古品古的雅兴。二浮梁县比景德镇成名早，因为她一度是全国产茶的中心，不然的话，怎么会有白居易那两句名诗：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饮茶之风盛于唐，江西当时是最大的产茶地，浮梁为全国茶贸市场。唐德宗以后，茶税成为朝廷重要的财*收入，从贞元九年（公元年）起，全国茶税每年40万贯，浮梁一县就占15万贯，为全国的八分之三（《元和郡县图志》）。茶事之盛，茶市之兴，不难想像。茶商们纷纷“浮梁买茶去”也就理所当然。毛竹编篱松径遮，雨前同出摘山茶。采茶歌罢茶将老，鬓边斜插野茶花。这是清代诗人郑凤仪写的浮梁茶季风光。清末，浮梁江村江资甫的茶叶还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取了金质奖。从唐至清，浮梁一直茶香飘逸，只是由于后来景德镇的名声太大，才掩盖了浮梁茶叶的芳名。浮梁人感激白居易将浮梁写进他不朽的诗作，可是他们不知道，浮梁的水土也曾供养过诗人。在看似信手拈来的诗句后面，有一段诗人与浮梁的交谊。白居易的青少年时代，北方战乱频繁，他遵父命避乱吴越。不幸父亲白季庚后来病逝于襄（阳）州别驾任上，母亲和弟弟白行简不得不返回洛阳。从此，一家人的生活便主要依靠在浮梁任主簿的长兄白幼文，白居易因此常常往返于浮梁与洛阳老家之间。他在《伤远行赋》中回忆那段岁月道：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禄以归养，命余负米而还乡。主簿为主管文书簿记之类的小官，官阶九品，年薪30石。白幼文每年必须从这30石的“微禄”中拿出一部分，让弟弟白居易带回乡给母亲与弟弟。洛阳浮梁地隔千里，路远人稀，我不知道白居易是担着米还是将米换成银两带回乡？当时的窘况他不可能像茶商们那样从容乘舟出昌江入鄱阳湖，再沿长江而下转运河赴洛阳，而只能溯东河而上，经东埠、瑶里，入歙州，水陆兼程北归。还是在那篇赋中，他心有余悸地回忆赣皖山道上的艰辛：水有含沙之*虫，山有当路之虎狼。白居易是从赣皖山道上步入仕途的。唐制，举子们入长安应考，应由各地掌管贡举的地方官选送。白居易是北方人，本应由洛阳地方官选送考试，可他后来却是由宣州宣歙观察使崔衍选送入京。这里头除了大哥白幼文的疏通，还有他在宣州任溧水县令的叔父白季康的引荐。叔侄二人共同推出了白居易，白居易也不负叔、兄所望，一见面便给崔衍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第二年（贞元十六年，公元年）崔选送白居易入长安应考，二月早春，他果然金榜题名，高中了第七名进士，终于苦尽甘来。多年以后，白氏在浔阳江头遇见长安歌女，谈起浮梁，往事历历，身世家国，浮梁长安，一齐涌上心头，难怪他在那首《琵琶行》里满腔愁绪，无限惆怅。年浮梁县治迁入景德镇，旧城日见冷落；后来浮梁县建置撤销，被遗弃的故城渐被人忘却。人世间的事祸福难测，千年故城被人忘却，缘此却有幸保存了浮梁旧街和紧邻的南唐古塔，使它们躲过了兵燹与“文革”之灾。山裹江城树裹村，人家花里筑花樊；四时花向楼头见，行到花边香隔门。你看，迁移前的浮梁县城多么美！可惜千年市声与铺花的街巷连同浮梁故城早已芳踪无影，只留下了一片荒芜的开阔地和旧县衙，还有那座南唐古塔。浮梁故城遗址离景德镇市中心不过20里，距浮梁新城仅数里。寇江河告诉我们：这座道光年间留下的县衙如今被誉为“江西第一衙”，它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它后来成了乡村小学的校舍。不满百名学童的村级小学，拥有如此大的校舍，这乡村小学真够气派，肃穆的县衙，一度成为村童的天堂，更令人感慨！经过修葺，县衙基本上恢复了原貌：中门、大堂、二堂、三堂合成一组气势宏大的清代建筑群，占地广、范围大，门阔柱粗，高大轩昂。中门内、大堂前的院子大如半个足球场，中间甬道，旁植古柏……县衙之中，凡厅堂、雨篷、走廊、厢房，均不事雕饰，不涂油漆，但依然庄重朴实，不失官府威严。历经水、火、虫蛀，县衙多次重建，这早已不是唐代的浮梁县衙了，可我步入其间，却想起了白居易。这个勤奋的年轻人，也许每逢早晚会在这大堂前的大院中诵读诗书，忘却了院外浮梁城闹嚷嚷的茶市。我也想起了九品主簿白幼文，忍不住走进二堂旁的厢房，徘徊觅踪。浮梁县衙里有自唐至清浮梁县令姓名一览表，里边自然没有白幼文，但作为名人，白氏兄弟是用之不竭的历史文化资源，浮梁县衙不能没有他们的名字。县衙旁的古塔名西塔，建于公元年，几乎与北宋王朝同时出世，故有人说它是宋塔。其实，公元年此地还在南唐版图之中。这座高耸的南唐古塔俯视大千，阅尽了人情世态，它历经一个个王朝的更替和千年雨雪风霜，依然风骨挺拔，原本由青砖砌成的塔身不知为何变得遍体通红。专家说是因为风雨长年冲刷，使砌塔时灰浆中渗和的红壤融化外溢，染红了这40米高的巍峨古塔。“天若有情天亦老”，莫非这缄默无言的塔也通人性，感慨这世事沧桑、故城际遇，淡化了的浮梁茶市、飘香翰墨与名人踪迹？浮梁还有一位名人叫李三保，是民间家喻户晓的除暴安良的英雄。说书的盲艺人将李三保的故事传遍了浮梁周边的县市，儿时的我对李三保一度如醉如痴，在他的影响下也常舞拳弄棍。新编的《浮梁县志》中有他的传说，不知何故却没有为他立传？湿日云间淡，晴峰雨后鲜。水吞堤柳膝，麦到野童肩。沤漩嬉浮叶，炊烟倒入船。顺流风更顺，只道不周全。大诗人杨万里的《入浮梁界》令人感到清风拂面，如画山水和蕴藉的历史造就了浮梁的物阜民丰，造就了后来的天下名镇景德镇和一批批制瓷大师与富商大贾。三浮梁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地下多瓷矿，水中含沙金，森林苍莽，水网纵横（浮梁得名，就缘于古时此地“溪水时泛，民多伐木为梁”），天生“水土宜陶”。史志上说：“新平（浮梁县前用名）冶陶，始于汉室”，到了东晋南朝，则“土人多业于此”。溪河如网，便于淘洗瓷土、运送原材料与成品（陶瓷陆运易碎）；繁茂的森林是窑场用之不尽的薪源……造化早就为景德镇日后成名作好了安排。景德镇成名在宋元以后。唐时，陶瓷名窑是浙江的越窑，河北的邢窑；到了北宋，景德镇开始“奉旨造瓷”，它自创的青白瓷受到宋真宗的赏识，从此瓷业大进：“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宋·彭汝砺诗）。尽管如此，但在河北定窑、河南汝窑、京都官窑、龙泉歌窑、禹州均窑这“五大名窑”面前，景德镇还只能叨陪末座。金兵入侵，北宋灭亡，宋宗室南逃。中国的*治、经济、文化重心又一次南移，北方名窑在铁马金戈中一座座烟消火灭，窑工瓷匠逃亡，纷纷加盟浮梁景德镇……战乱与北方名窑的消失成就了景德镇，紧接着高岭土的发现，天时、地利、人和齐备，浮梁瓷业被推上了高峰，境内“村村陶埏，处处窑火”。景德镇地处浮梁西南角，汇合了四大支流的昌江到此变得水流平缓，江面宽阔，是理想的建窑之地，故东河、南河两岸的窑场，渐渐向景德镇靠拢。陶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到了明、清两代，皇家的御窑也设在景德镇。清廷还在九江东南的鄱阳湖边设姑塘海关，每年60万两税银全部充作御窑瓷厂的经费。明御窑在今天景德镇市中心，最多时达58座。御窑的设立与发展，刺激了民窑的发展，数百座民窑汇聚在官窑四周，窑区烟火终岁相望，窑工十数万，“廿里长街半窑户”，景德镇从此成了全国的造瓷中心，“列市受廛，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墨舫杂志》）。因之而起的瓷行、会馆、茶号、酒楼、妓院应运而生，市井喧阗，百货具陈，码头日食“千猪万米”……碓厂如云舂绿野，贾船带雨泊乌篷；夜阑惊起还乡梦，窑火通明两岸红。———郑凤仪《浮梁竹枝词》一片兴旺景象，浮梁自然“其民殷富，甲于一省”。有了皇室雄厚财力的支持，景德镇瓷业如虎添翼。皇家瓷厂督烧甚严，为求精巧，往往不计工本，“龙凤花草，各肖其形容；五彩玲珑，务极其华丽”。为了竞争，民窑也不示弱，革新工艺，广揽人才。“官民竟市”的结果，是景德镇瓷器名声大振：“祭红”、“釉上彩”、“青花玲珑”、“粉彩”等新瓷接踵问世。到了清代，画师们开始在瓷上绘画、题诗、作书，聚诗书画于一瓷……从此天下“至精至美瓷器，莫不出于景德镇”，昌江畔由此诞生了一大批品行气度堪为人师的工艺大家，其中有明代的“天下驰名昊十九”，清末民初的画家群体“珠山八友”。明、清两代，宫廷一应用瓷，大都取自景德镇。近年在市中心龙珠阁附近挖掘的明御窑遗址，方圆数里，地底下重重叠叠堆积的官窑碎瓷片，其中不少竟是为宣德皇帝造蟋蟀罐而留下的。考古人员将这些碎片粘合复原，陈列在龙珠阁博物馆内。一排排青花蟋蟀罐默默无言，却展示着当年从皇宫到民间斗蟋蟀的时尚，令人想起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促织》。明清之际的景德镇名声登峰造极，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也说：“中华器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同时明代的王宗沐在《江西省大志·陶书》中也说：景德镇瓷器走俏四海，“自燕云西北，南交趾、东际海，无所不至。”泱泱神州，也许每一个家庭都曾拥有过景德镇瓷器，哪怕是粗瓷大碗。浮梁人“富者为商，巧者为工”，因瓷而富。浮梁人的先富吸引邻近省市的破产农民举家迁往此地打工，因而景德镇外来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连绵十里的民窑开始进入工场手工业发展时期，成为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行业；蓬勃的街市则诞生和发展了市民文化。北宋时景德镇还在文人的视野之外，到过浮梁的有大文人王安石、苏轼，与他俩同时代的名僧佛印和尚还是浮梁人，可他们在浮梁的诗作只字不题景德镇。自南宋以后，景德镇不仅有了谈古说经的说书人，一些名人的笔记小品和话本小说还将景德镇趣闻野史写入他们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宋洪迈的《夷坚志》与明代冯梦龙的《醒世恒言》。景德镇“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瓷业的辉煌黯淡了浮梁的茶香与人文历史，连堂堂浮梁县城也在这窑光瓷色中淡出，于是有了后来县治搬迁和县名撤销的命运。四景德镇有几处供人拜谒的祠堂与庙宇，一是纪念东晋赵慨的“师主庙”，因为是赵慨将越窑的青瓷烧造法传到了浮梁，故被后世瓷工尊为“师主”；一是祭祀明代窑工童宾的“佑陶灵祠”，童宾投窑焚身，烧成了皇家索要的大龙缸，人们奉之为“风火神”，并为之立“佑陶灵祠”以安神；还有一处是瓷商们为海神天后建造的“天后宫”，据说他们在海上遭遇风暴时，是天后显灵，平息波涛，使商船转危为安……数百年来，每逢迎神祭神之日，景德镇万人空巷，铳炮翻天，虔诚之情感天动地。行业神的崇拜是后人对奉献者的缅怀与纪念，是一种行业凝聚剂。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名人，也许有资格进入瓷都的祠与庙，他就是杜重远。自从法国人窃走了高岭土和它的秘密后，18世纪末欧洲也发现了高岭土矿，西方制瓷业从此起步。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紧接着又是太平天国起义，本已病入膏肓的清*府内外招架、疲于应付，财力日艰，景德镇的御窑不得不熄火停办。此时，西洋与东洋的机制瓷器跟在洋人的*队后面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景德镇瓷业大难来临：洋瓷倾销，官窑停办，民窑也随之纷纷倒闭，工艺退化，人才流失，瓷都一片凋敝……萧萧风雨中，有人主张将瓷业生产中心迁往有洋人租界的九江。存亡危急之秋，杜重远力排众议，反对瓷都外迁。杜重远是中国共产*的朋友，他早年留学日本，专攻窑业，学成归国后在东北创办“肇新窑业公司”。年初，江西省*府邀杜来赣考察景德镇，于是他写出了《景德镇瓷业调查记》，文中力主振兴景德镇瓷业。年底，在杜的建议下成立了江西陶业管理局，杜重远任局长。上任伊始，他实施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陶瓷工业的措施，并创办“陶业人员养成所”，从各地招收有报国之志并勤奋好学的青年学生。年夏，杜重远主编的《新生周刊》发表了艾寒松的《闲话皇帝》，日方借机生事，提出所谓“抗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闲话皇帝事件”。艾文的刊发杜重远并不知情，但事发后他慨然赶赴上海，一边设法让艾脱身，一边自己挺身与日本人、国民**府周旋。懦弱的国民**府竟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将杜重远收监判刑。入狱后的杜重远仍在狱中为景德镇瓷业改革筹谋。出狱后，日*大举侵华，景德镇频遭日*轰炸，杜重远已无暇顾及瓷业，而专心为抗日救国奔走，直到年被**阀盛世才杀害。杜重远在景德镇的时间虽短，但他给濒临崩溃的瓷业生产注入了生命之水。他创办的“陶业人员养成所”，为瓷都培养了一批制瓷人才与革命的种子。曾任一机部部长的李清泉也属养成所“七十二贤人”中的一位，年，他著文《景德镇三年》，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生活。窑工烧瓷，制好的瓷胎进窑煅烧，成功率仅为30%。宋应星谈到瓷器生产时说：一器方成，细者工计七十二道，粗者六十四道。一件瓷器的生产如此艰难，一座“瓷都”的兀立与发展，又该要怎样的代价？多亏了杜重远，如果不是他的坚持，制瓷中心转移，今天我们恐怕只能去“瓷都”故址凭吊、怀古。五我的家乡与景德镇有缘。清乾隆年间，浮梁高岭土矿藏告罄，幸好人们又在庐山山南发现了高岭土，质量比高岭的还好，专门用以生产高档瓷。不过家乡人从不叫它高岭土，只喊白土或瓷土。故乡不少人去景德镇谋生，也有人从事贩运瓷土的买卖。我一位叔父就曾以此为业。年轻的叔父大概也属“浪子”一类，据说他每次将瓷土运抵景德镇后，就一头钻进了花街柳巷，包下身价最高的姑娘，每天把她搂在怀里要她往自己嘴里喂花生米……钱花光了，他这才动身返乡，开始又一轮贩运。叔父在景德镇放浪形骸时，该是在杜重远先生离去后的40年代后期，那时的景德镇瓷业虽已如落日西斜，但她的景况还是可以让浪荡子们在这里花天酒地。我懂事的时候，私家瓷土矿早已合并成为国有，瓷土矿离城20里，青少年时代家境贫寒，我也去挑运瓷土上船……块状的瓷土大多靠装船溯流而上运往景德镇。县城南门鄱阳湖边有一座很大的瓷土仓库，仓库前的码头大路上上积下了厚厚一层白色的高岭土。这次我站在景德镇三闾庙（康熙《浮梁县志》中的“浮梁县境全图”中只有三间庙，不知何时变成了三闾庙）古街外的旧码头上，昌江与西河在这里汇合，河水平缓，有点浑。两行石坡伸向河里，石坡很长，也很宽，一位中年妇女在水边浣衣，木杵声声给人一种乡间的安祥与宁静。昔日这里舟船云集，人声喧嚷，水手挑夫的号子，戏台的锣鼓，妓院的管弦……岁月如水，多少悲欢相续的场景与人生故事转眼间就流失得无影无踪。建国后的景德镇又一度飞跃，传统名瓷与独创新瓷给瓷都带来了新的荣耀。今天，景德镇瓷业面临着新的转折，企业改制，资产重组，庐山脚下的国营瓷土矿已经关闭，又有了私家矿主。景德镇的几大“官窑”也次第歇业，“瓷都”的地位有人挑战，日用瓷已被日本、欧洲抢占了很大的市场。不过景德镇的工艺瓷仍在执世界之牛耳，但我隐隐担忧：日用瓷可以靠科学技术与财力求得发展，工艺瓷则非如此，靠市场经济催人逐利的刺激产生不出真正的艺术品，艺术创作是艺术家才情气质与心灵的结合，它需要充裕的时间。在市场大潮涌动中，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下，更产生不了伟大的艺术。正是当年御窑瓷厂“不计工本”的追求，才使宫廷每一件瓷具都光照后人。在国营瓷厂消解的今天，如何不断地推出瓷器中的珍品，或许是景德镇人不得不思索的问题。即便如此，有千年积淀的景德镇还是到处显示出她作为“瓷都”的恢宏之气：瓷街、瓷路、瓷墙、瓷凳、瓷灯，甚至合抱的灯柱也是瓷质的。连昌江水底的碎瓷片，也瓷光玉色，充满魅力。街两旁的店铺瓷器琳琅满目，从陈设瓷、日用瓷到玩具瓷，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即使你囊中羞涩，还是会忍不住买上一两件小玩意儿。街上最多的莫过于那些大花瓶了，这些崇光焕彩的大件瓷，中者过人肩，大者高过人头，沿街一层层摆放着，如列队的方阵，等待步入大厦、宾馆和富家豪宅。当年，杜重远在谈到振兴景德镇瓷业时说：其景况之隆替，非特系于民生的荣枯，抑且关乎文化之兴衰。诚哉斯言！杜重远可谓独具慧眼。一部中国陶瓷文化史，有半部当属浮梁、景德镇。文化是迷人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宋、元、明、清数朝，景德镇不过是浮梁县的工业特区而已，窑主人看中县西南这块狭长的盆地，缘于它地处昌江下游，原料与成品运输方便，没想到后来变幻出如此大的阵式，积累如此浓厚的文化。今天的市中心是当年明王朝御窑所在地，建窑时人们绝不会想到千百年后这里会成为旅游观光的热点，因而，在古代窑孔、坯房、窑工棚舍与小巷弄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街道，加上掺杂其中的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杂乱随意屋舍，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街道显得过于窄，房屋过于挤，行人过于稠，冲淡了历史文化的韵味。游人至此，可以购物，却难以赏景。“五一”期间，市区本来就拥挤的街道更加人气嘈杂，令人不解的是，空旷的浮梁新城此间却分外寂寥冷漠。浮梁与景德镇本是一幅相连的山水文化长卷，可惜长期以来人们只是在画卷的后部寻寻觅觅、指指点点，却不知道去展开长卷的全部，欣赏她水阔山长、淋漓醉墨的浩大篇章。六瓷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China（瓷）成了洋人对中国的称谓，可见中国瓷器在他国人们心中的地位。自宋以降，在中国南方的港湾里，一艘艘满载中国瓷器的海船一批批扬帆出海，把中国的文化与艺术，传递给四方。郑和七下西洋，船队载着大批丝绸与瓷器，用以赏赐海外诸国。船队所载的瓷器，也许大多是“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景德镇瓷。和中国其它古代工艺品一样，景德镇瓷浑身透出中国文化独有的气质与神韵，它典雅大度，蕴含着儒道释的人文精神与智慧。如果说汉唐西域通道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话，那么宋以后中国通往它国的海上通道，则是一条海上陶瓷之路。丝绸易朽，陶瓷永存，即使裂成碎片，也莹润照人。在苍茫大海的万顷波涛下，每一条航海故道，只要有沉船，也许就有闪烁着中华文明之光的景德镇瓷。《明史》中有这样一则逸事：明朝廷在光禄寺宴请西洋人与女真人，满席精美的瓷器勾起了国宾们的偷盗之心。宴会结束清点餐具，发现有近件餐具被客人偷走了！美国人房龙在他的名著《人类的艺术》中，回忆起小时候在故乡荷兰的情景：我的童年（指19世纪末———引者注）刚好赶上中国艺术风格风靡欧洲年代的末尾，那个时候，每条好看的大路边，或更好看的运河边，常常有一家招人喜爱的茶馆，这是按十八世纪中叶十足的中国洛可可风格建立起来的。是我们的高祖父母那一辈人，在午后无雨又不太炎热的时候，常去光顾的上等地方，他们只消用五分钟就走到了。茶馆里尽是穿中国丝绸长袍、一本正经地品尝昂贵的中国茶人士。茶是从茶碗倒到茶碟里喝的，如果不用碟喝，而是直接从茶碗里喝（房龙此处表述有误，应是喝盖碗茶———引者注），说明你无知，根本不懂中国人的茶道。一个人，如果不懂中国办事规矩，表明他缺乏良好的教养，这是令人很难堪的。中国风风靡欧洲的时代是大清帝国的“康乾盛世”，国力的强盛能使一个民族的风俗与艺术增价和远扬。中国文化与景德镇瓷器还能风靡世界吗？学习探讨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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