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原本是渔猎部族聚居地、长期处于蛮荒状态的东北边陲某些地区，竟然一跃成为了中国内陆的文化高地之一。尤其是宁古塔将军驻地所在的“宁古塔”，更是汇聚了众多此时第一流的文人学者，诗书诵读之声也似乎冲淡了些此地的肃杀萧瑟之气。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清军南下平定江南之后，满清就基本征服了整个汉地，大规模的抗清运动也被强力镇压了下去。但是除了部分身段柔软之人以外，还有大量的士大夫文人将这些征服者视为外来蛮夷，秉持着口服心不服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特别是在江南，那些掌控着舆论的士绅阶层出身的文人们，时常以诗社、文社等形式聚集起来，在诗文唱和间流露出心怀前朝、藐视清廷的情绪，引起了满清统治者的高度警惕和憎恶。
八旗权贵们可没大明朝廷这么好说话，而且早就有意敲打这些江南士绅们：一来是想彻底清除民间反清思想，二来就是要“杀肥猪”、借机掠夺他们的财富，所以借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接连掀起了多场株连极广的“文字狱”，让天下士人为之股栗。被定罪的士人被诛杀，牵连进案者和他们的家属们则遭流放，流放地远在万里之外的东北，这就是让时人闻风丧胆的“给披甲人为奴”。东北的流放地很多，有沈阳、辽阳、铁岭、抚顺、尚阳堡和宁古塔等，尤以辽阳和宁古塔为最。
其中宁古塔位于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长汀镇古城村，在八旗入关前就是边防重地，而就算是从北京离宁古塔也有四千里的距离，而且沿途很多地方连正经的道路都没有。从江南发配到这里的犯人，一路步行而来何止万里，何况其中还有众多老弱妇孺，他们的遭遇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但是要真的到了目的地以后，这些名义上是给戍边官兵做奴隶的犯人们，境地反而没有想象中这么悲惨。
因为犯人们一般是犯了文字忌讳的士人、官员和其家属，也有一些受牵连的商人，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办事能力，几乎个个都是边境地区急需的人才，所以颇受当地将领和官吏青睐。大多数流人在这里不仅可以不当差、不纳粮，还时常能得到粮食、衣物等救济；他们通常还是贵人们的座上客，经常陪宴、陪饮，代写些应酬的诗文等。
就以宁古塔流人中最有名的吴兆骞为例，此人本是顺治十四年江南乡试的举人，后却遭仇家诬陷，不得不奉旨入京参加复试。次年的复试安排在瀛台，周遭武士林立、看守严密，他在紧张战栗下未能终卷，这就坐实了舞弊的罪名，不仅乡试遭除名，还被责打四十板，籍没全部家产，并将他和父母、兄弟、妻子一起流徙到宁古塔。
他们顺治十六年三月初出京，七月底才走到宁古塔旧街，见到这座小城内外不过三百来户人家，地方荒芜、房屋粗陋。而吴兆骞虽有出众的文才，但既不会耕作，又无其他手艺，一时不知该如何养活这一大家子人。左思右想下他索性在此开馆授徒，为当地官吏和兵将子弟讲解经书文字。此举颇受当地人欢迎，渐渐其文采也被官方和同去的流人们所重，俨然成为边地一大名流。
康熙四年夏季，他还与张缙彦、钱德惟等结成七子诗会，这是关外黑龙江地区首个文人诗社。次年朝鲜使节李云龙以兵事路过宁古塔时，吴兆骞参与接待并为其作《高丽王京赋》，这首诗赋文辞华美典雅，在其国中流传甚广，也让他名震异邦。康熙十三年，黑龙江将军巴海又特聘其为书记兼家庭教师，教其两子额生、尹生读书，礼遇甚重。
康熙二十三年，遇赦返京的吴兆阡因病客死京邸，临殁语其子曰：“吾欲与汝射雉白山之麓，钓尺鲤松花江，挈归供膳，付汝母作羹，以佐晚餐，岂可得耶”，这番话看起来对东北的眷恋之意比对故乡还浓郁，可见其流放的日子还真过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