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治疗白癜风权威 http://pf.39.net/bdfyy/四、唐代画直官的选任、叙迁与俸禄
直官在唐初多是王府记室参*或王府学士，太宗即位后，直官结构发生变化，中央诸官署也开始设直官。贞观年间的直官，多由富于文采和谋略的学士担任。玄宗即位以后，直官地位下降，改为以伎术官为主。当时，包括直官制度在内的官僚制度，在玄宗的调整下日臻成熟，画直官的选任、叙迁、俸禄乃至服饰亦逐渐趋于规范。
1.选任
唐代中央诸官署画直的选任在典志中没有专文记载，分散在秘书省、开元馆、史馆和集贤院的画直，因职事性质有差异，选任办法可能有所不同，如史馆画直应该是调任，开元馆画直大概属于征召，秘书省和集贤院的画直，因为都已纳入正式的职官体系，会服从吏部的统一管理。
据《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职掌条载：“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外官直考者，选同京官。其前官及常选人，每年任选。若散官、三卫、勋官直诸司者，每年与折一番。）”《唐六典》关于直官选任的说明，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直官选拔须经考核，京、外官一视同仁。
其次，中央诸司根据需要每年在现任职事官（即“前官”）和具有选任资格的待选人（即“常选人”）中选拔直官，故曰“任选”。其中，散官、三卫官或勋官充任直官，可以代替来京或在诸州的“番上”（即轮番担任宿卫），每年折番数一番，故曰“与折一番”。这一制度在玄宗开元以后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画直选任也不例外，如宝历二年（年），程修己应明经及第，守选满五年，获“任选”资格成为“常选人”，经丞相陈夷行推荐，入集贤院任画直。
唐代画直选任除登第擢拔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多种途径。《唐六典》“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条下注云：“开元五年十二月，敕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后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已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可见书直最初是从诸色能书者中选任，后来专取五品以上官员子孙。集贤院画直可能同书直一样，亦遵门荫制从上层官僚的善画子弟中选任。秘书省画直则有可能不限出身，是从绘制州县图经的画家中选任。
2.叙迁
唐代画直属于伎术官。“伎术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申。谓秘书、殿中、太常、左春坊、太仆等伎术之官，唯得本司选转，不得外叙。”所以，秘书省画直只能在省内叙迁，不能到其他官署任职，且叙迁由本省决定，报吏部备案即可。
伎术官的升迁亦有限制，“凡医术，不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图画、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不过本色局、署令。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李锦绣认为，“不过本色局、署令”，意思是“最高只能担任本局、本署的令”。但问题是，唐代不少官署如秘书省、集贤院，都未设本色局、署，所以“不过本色局、署令”应该是指品阶“不过本色局、署令”。依此，在秘书省唯有太史局设“令二人”（从五品下）的情况下，秘书省画直大概可以升到与“太史令”平级的“从五品下”；少府监左尚署画作中的画工最高可以升到“从七品下”。至于集贤院画直的叙迁，据现有资料，并没有“唯得本司选转，不得外叙”和“不过本色局、署令”的限制，可以升任品阶更高的翰林画待诏。
唐代画直官的叙迁较为复杂，涉及荫任、叙阶、考课等制度，大体都是严格遵循的。最具代表性的叙迁个案是程修己。在吏部下达的《张幼彰、程修己除诸卫将*翰林待诏等制》中有“审以武进”的表述，说明程修己的叙阶放在武散官系。这是因为程修己的曾祖父程仁福官至“左金吾卫将*”，从三品。唐代荫任制规定，三品以上高官可荫及曾孙。所以，程修己作为曾孙，恰好可以以门荫结品而依出身例授武散官并在武散官系叙阶。宣宗大中五年，程修己经吏部任命，擢升翰林画待诏，授武散官“昭武校尉”，定阶“正六品上”。
这说明集贤院画直官的叙迁阶限可能是到“正六品上”为止，当然也有可能与秘书省画直一样，升到“从五品下”，之后可以转任翰林画待诏继续升迁。在唐代，画直自“从九品下”升至“正六品上”殊为不易，程修己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他“谨良绾务”“详练守职”，表现优秀，二十年共历五秩吏部考课，总进十五阶，升翰林画待诏，最终官至“荣王府长史”，从四品上。
集贤院画直的升迁，韩刚认为存在一个从画工（含画像工人）到无品画直，再到有品画直，再直院，最后到主管官吏的晋升路径。他推测出身西亚末禄国的“商胡”穆聿是无品画直，李锦绣也有相同的观点。但集贤院是否存在由“画工”到“主管官吏”的晋升路径，却没有资料能够加以证明，更没有史料显示穆聿是画直，《历代名画记》中的人物简注仅言：“（穆聿）别识图书，遂直集贤，告讦搜求。至德中，白身受金吾长史。”
该注中的“告讦搜求”，已说明穆聿并不在集贤院办公，只是一名博访图书使，“直集贤”和“白身受金吾长史”属于他“告讦搜求”的奖赏，不属于吏部铨选与考课制度下的正常选任和升迁，与从事图绘工作的画直截然不同。因此，以穆聿为例，推断集贤院有一类“无品画直”，并存在从“无品”到“有品”的叙迁路径是难以成立的。
3.俸禄
唐代俸禄发放以职事官为准。画直属于差遣官，无品秩，需要带有职事官以寄俸禄。如张萱官历“太府”，此官即为他任画直或升任更高职务期间，为寄俸禄而加领的一个虚衔。大和五年，程修己“直集贤殿”，授“浮梁尉”，同样也是寄禄官。唐代除县尉之外，充作释褐起家之官的虚衔还有参*和主簿。《新唐书·宗室世系》记“小李将*”李昭道：“太原府仓曹，直集贤院。”“仓曹”即其释褐起家之官，全称“州府仓曹参*”，正七品下。李昭道任集贤院直官的类别不详，因集贤院直官只有文学直、书直、画直、装书直和造笔直五类，以画名世的李昭道进入集贤院任直官，按照集贤院量才授任的原则，其职别当为画直。
画直的俸禄支给标准与京官一致，包括俸钱、禄米和职田。贞元以前，朝廷官员的俸钱发放依职事官品，之后依职事官的闲剧轻重计发，闲职月俸被削减，职事品较低但责任重大的职位其月俸则大幅增加。所以，玄宗开元至德宗贞元之间，在中央诸官署担任画直者月俸较低，贞元之后大为改善。比如程修己，初入集贤院虽然官带“浮梁尉”，“从九品下”，但月领俸钱却有20贯。照以往执行的开元制，“从九品下”的职事官所领月俸仅1.贯。至于禄米的支给标准，贞元以前大体一致，画直“从九品下”起领52石（天宝年间的禄米据《天宝禄令》为50石），升至受到阶限的“从五品下”，最高可以领石。贞元以后的禄制不详，可能与月俸一道做了相应调整，也是按职事官的闲剧轻重计发。最后一项是职田，史学界的看法是，基本维持武德元年（年）十二月规定的原有基数，前后变化不大。依照武德制，画直作为京官，自九品升到五品，分别受田亩、亩、亩、亩和亩。
4.服饰
唐代百官服色定制于高宗上元元年（年），当时规定：“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并金带；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并银带；八品深青，九品浅青，输石带；庶人服*，铜铁带。”依此，八至九品画直服青，饰输石腰带；六至七品画直服绿，饰银腰带。《唐会要·舆服》云：“直司依出身品，仍听佩刀砺、纷蛻。”说明包括画直在内的直官服色是由“出身品”即荫任制下的散官品决定的，如程修己进入集贤院任画直，以门荫结品，所带武散官为“陪戎副尉”（从九品下），故服色当为浅青，佩刀砺、纷蛻，饰输石腰带。
开元九年（年），朝廷在百官服色的基础上又规定，服色须配鱼袋（鱼袋是装鱼符的小袋配饰，鱼符是官员出入宫禁的凭证，用以明贵贱、辨尊卑、严内外），谓之“章服”。
玄宗以后，为和谐君臣关系，章服逐渐成为勋爵之外的另一类赏赐品，由此产生赐服制度。通常，官阶不够三品而赐三品章服，谓之“赐服紫佩金鱼袋”，简称“赐紫金鱼袋”；不够五品而赐五品章服，谓之“赐服绯佩银鱼袋”，简称“赐绯鱼袋”。据“程修己墓志”记，大和五年，程氏任集贤院画直伊始，即授浮梁尉，“赐绯鱼袋”，说明程修己并没有服青，而是直接服绯并佩银鱼袋。这一超越实际品阶的章服赏赐，与集贤院画直的御用职能有关，表明集贤院画直在杂色伎术直中拥有较高的地位。不具有御用性质的秘书省画直是否亦有类似赏赐，不得而知。
综上，唐代画直是一相对固定的伎术类差遣官。在有画直员额的秘书省和集贤院，以有限的史料判断，画直均为有品直，选任严格，重艺能。画直同翰林画待诏一样，都是通过加领虚衔的方式寓俸禄和秩品阶，受吏部的任免、考课、升降等制度统一管理。唐以后的历代中央诸官署画家的设置和任用，虽然名号各异，但基本上都是沿袭唐代画直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五、见于文献记载的唐代画直官
唐代中央诸官署画直属于杂色伎术官，虽然人数众多，但因官小职卑，鲜有记载。我们能够找到的有关中央诸官署画直的史料很有限，并且多数记载简略。
秘书省仅知其职官设置有画直，具体有哪些画家供职以及画直的活动情况，则没有详细记载。有些秘书省官员，如秘书丞殷仲容、秘书少监王绍宗、正字刘整等均擅长绘画，但与作为伎术官的秘书省画直不同的是，他们擅长绘画多系个人雅好。目前，较为肯定的一位画家是殷季友，他一度“常在内庭画人物”，后官至秘书郎（从六品上）。秘书郎在北宋是虚衔，在唐代则为实职。殷季友可能是由丽正院画直或集贤院画直调任秘书郎的。
唐代画家担任史馆和开元馆画直的具体情况也难以考证，仅知杨宁任史馆画直，杨昇、张萱任开元馆画直。唯一在文献记载方面史料比较多的是集贤院画直，然而除了倪麟在《图绘宝鉴·补遗》中明确记为“开元中集贤画直”外，其余史料大多语焉不详，需要综合分析才能确定其集贤院画直的具体身份。比如《历代名画记》载，朱抱一“开元二十二年直集贤，善写貌”；“任贞亮，开元中直集贤。时有画直邵斋钦、书手吉旷，皆解画”。
但是，文中没有交代朱抱一、任贞亮的职别，也未说明邵斋钦所在的官署，只能依据《历代名画记》卷九的整体语境以及各传记的上下文，推测朱、任、邵三人都是集贤院的画直。又如敬宗时期在翰林院任写真待诏的李士昉，曾奉命依道术骗子周息元的描述绘术士张果、叶静能像。而《历代名画记》提到李士昉的职务变化时，仅言“在翰林、集贤”，我们只有深入了解集贤院画直到翰林画待诏的升迁关系之后，才能确定他任翰林院写真待诏之前，是在集贤院任画直。
类似无法确定具体身份的含混描述在梳理史料时会经常遇到，阻碍了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不过，鉴于绝大部分宫廷画家是作为伎术官加以任用的，而伎术官长期任职不变，所以出入宫廷的画家实际上要么是集贤院画直，要么是翰林画待诏。史籍记载不详所导致的困惑在于，我们难以确定身份不明的宫廷画家到底是集贤院画直还是翰林画待诏。
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历代名画记》记殷□、殷季友、许琨和同州僧法明等“善写貌，常在内庭画人物”；又说：“开元十一年，敕令写貌丽正殿诸学士，欲画像书赞于含象亭，以车驾东幸，遂停。初，诏殷□、季友、无忝等分貌之。粉本既成，迟回未上絹。张燕公以画人手杂，图不甚精，乃奏追法明，令独貌诸学士。法明尤工写貌，图成进之，上称善，藏其本于画院。”“常在内庭画人物”，表示殷□等人可能是翰林画待诏。但“张燕公以画人手杂，图不甚精，乃奏追法明”。“张燕公”即张说，时为丽正修书院院主，这说明殷□等人是在张说的领导之下，实际身份更有可能是丽正修书院的画直。类似这种难以确定画家具体身份的记载还有很多。
依据现有文献，可以确定身份且不易引起职别分歧的画直很少，仅有12位，他们是：开元馆画直杨昇、张萱，史馆画直杨宁，集贤院画直倪麟、朱抱一、任贞亮、邵斋钦、李士昉、张幼彰、程修己、沈居隐和王武琼。这12位画直，仅程修己有墓志和加官制书见载史籍，其余记载都极为简约。不过，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信息反映了唐代画直官的选任特点和职事情况。
上表12位画直，有2位有家世出身记载，一位是李士昉，一位是程修己。李士昉的祖父是天宝中人物肖像画家李果奴，他可能是玄宗朝翰林画待诏。程修己的父亲程仪，任苏州医博士，曾拜著名画家周昉为师，学画20年；祖父程凤，官至婺州文学；曾祖程仁福，官至左金吾卫将*。还有一位张幼彰，虽然没有家世记载，但据《张幼彰、程修己除诸卫将*翰林待诏等制》中的“审以武进”四字，可知张幼彰的祖上也是*中高官，他同程修己一样都是以门荫结品。
另外，倘若“小李将*”李昭道“直集贤院”所任直官是画直，那么就目前了解到的画直出身情况而言，几乎都是继承家学的衣冠子弟。这一现象虽然不能说明唐代画直官的选任重家世出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助于发掘绘画天赋，培养艺术人才。
据唐宋文献记载，上表12位画直中有9位工人物，另外3位不详，但综合多方面的信息可以推测，这3位画直依然是工人物或肖像。这些画家基本上可以确定都来自大明宫。从《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和《宣和画谱》所载杨昇、张萱、杨宁和程修己等四位画家的作品内容看，大明宫画直主要有三大职责：一是绘帝后御容和帝王朝服像，供瞻仰、奉安和充实皇室谱系；二是绘忠奸美恶、古贤功德以存鉴戒，或绘功臣肖像、学士真容以彰勋绩忠义，或绘皇帝出游、国家盛典、君王仪仗、四方职贡和番客朝会等，以显天子威仪；三是描绘帝王狩猎、娱乐等生活场景。
有时也会承命绘写外国进献的狮子、孔雀等珍禽异兽，擅长山水、花鸟的画直还会受命装饰宫殿。大明宫画直在其职能上与翰林画待诏多有重叠，两者都拥有高超的具象再现能力，如张萱善绘“宫苑、士女，名冠于时。善起草，点簇景物，位置亭台，树木花鸟，皆穷其妙”；李士昉“写貌极妙”程修己“于六法特异，禀天锡，自顾、陆以来，复绝独出，唯公一人而已”。凡此可见，以集贤院画直为主的大明宫画家虽然多数职卑位低，却是当时最杰出的写实画家。
在上表中，画家担任秘书省画直的情况因史籍乏载没有得到反映。但因秘书省画直分图画直和丹青直，图画直绘地图，丹青直绘人物风俗，所以不难看出，唐代大部分画直以绘人物和肖像为主，不同的是：以集贤院画直为主的大明宫画家面对的人物主要是君主和大臣，职责是围绕皇权帝制和人君事迹承担各种图绘任务；而秘书省丹青直面对的是外国使者、异俗人物和国风民情，职责是维护江山安全和社稷稳定，与大明宫画直构成互补关系。由此足见唐代画直的设置与各辖区的行*职能相对应，具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和功能定位。
直官是唐代中央行*官僚体系之外各大专业领域中的杰出人才，有近三十种，人员庞杂，仅《唐六典》所记有品直官定额就有名，加上不同官署依照实际需要增设的额外直，京城各类直官有五百多名，占京官的五分之一。画直在直官中属于杂色伎术官，法定员额较多，是唐代不可或缺的国家公务人员。唐代有画直任用记载的中央官署，含秘书省、开元馆、史馆和集贤院。但终唐一代，只有秘书省和集贤院有员额设置，其余两馆都没有正式编制，说明这两馆画直要么属于额外直，要么由秘书省或集贤院画直兼任。
秘书省和集贤院的画直设置一直维持到唐末而未加以合并或裁减，可见这两大部门的画直职事性质并不重叠。秘书省画直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服务，集贤院画直则为皇权君位服务。两者在绘造地理图志、写貌帝后御容、绘制功臣肖像、图记人君事迹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广泛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往的研究认为，秘书省和集贤院画直是因图籍管理需要而设置的，职事范围大体是内府法书名画的鉴藏护理之类,这一观点与事实并不吻合。
END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副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年第8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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