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皮肤病医院 https://m-mip.39.net/nk/mipso_4620139.html论《遵生八笺》的审美思想及其成因
长北
晚明《遵生八笺》是一部养生著作。它以遵生为主旨，从八个方面介绍了四时调摄、饮食起居、燕闲清赏、灵丹妙药等延年之术、却病之方，每类一笺，故名“八笺”；加目录一卷，凡20卷。初刻本刊于明万历十九年（年），明清两代多次翻刻。《遵生八笺》虽是一部养生著作，却传达出晚明知识分子对艺术的审美和对生命的忧虑，传达出晚明特殊的时代信息。其审美思想集中体现于《燕闲清赏笺》《起居安乐笺》五卷，精华则在《燕闲清赏笺》。一、概论《燕闲清赏笺》以《叙古鉴赏》为序，将赏鉴艺术作为养生的主要内容，论述范围凡古铜、玉器、瓷器、漆器、书画、碑帖、笔墨纸砚、文房器具、琴、香、鹤、花草清供、瓶插盆栽、花竹画谱等无所不包。上卷各节艺术品评颇多真知灼见，是《遵生八笺》最有价值的部分，可惜《叙古宝玩诸品》节杂谈莫须有的神物异说，使此卷精华中夹有糟粕；中卷仅《论文房器具》剖析20余种文房器具构造涉论艺术，稍有可观；下卷论各种花卉的瓶插、栽培、护养方法，与艺术赏鉴无涉。《起居安乐笺》上、下两卷凡六条，每条起首列《序古名论》,表明以古人言行为圭臬的心志；《恬逸自足》下又加《高子漫谈》《高子自足论》,进一步表达追慕古人的心迹。此三论为研究高濂者必读。《晨昏怡养条》详列怡养动用事具如欹床、短榻、藤墩、书枕、袖炉、隐几、滚凳、如意、禅椅、钟磬凡40种；《溪山逸游条》详列游具如竹冠、道服、文履、拂尘、竹杖、瘿瓢、斗笠、棋篮、便轿、轻舟、携盒、酒尊近30件，随文附《山游提盒图式》《提炉图式》等，可供研究士大夫器用者参考。全书述及前朝古玩常常掺有迷信附会成分，一些资料因此而降低了价值。二、从《遵生八笺》整体看高濂审美思想高濂的审美观，可以用天然、士气概括。他欣赏清幽自然的居室环境，重视自然对精神的慰藉，千方百计邀请自然进入生活乃至生命之中。《居室安处条·居室建置》下，列“煴阁、清秘阁、云林堂、观雪庵、松轩”；同条《高子书斋说》下，列“茅亭”“茶寮”：可见他讲究居室与自然融合为一，以满足自身对自然的渴盼。高濂认为，松轩“不用高峻，惟贵清幽”，清秘阁“尤甚，客非佳流，不得入”。他喜欢自然天成、无斧凿痕的用具，“余见友人吴破瓢一几，树形皱皮，花细屈曲奇怪，三足天然，摩弄莹滑，宛若*玉”（《起居安乐笺·晨昏怡养条·怡养动用事具·隐几》），“竹鞭树枝，屈结如意，肖生而柄亦天成，不事琢磨，无一毫斧凿痕，执之光莹如玉，其坚比铁，惜不多得”（《起居安乐笺·晨昏怡养条·怡养动用事具·如意》）。他激赏人巧藏于天工的作品，“旧玉子母六猫，长七寸，以母横卧为坐，以子猫起伏为格，真奇物也”（《燕闲清赏笺·论文房器具·笔格》），体现出晚明文人清逸绝尘的审美趣味和崇尚自然的审美观。从对自然的渴盼，高濂进一步提出“天趣”。他认为，“唐人之画，庄重律严，不求工巧，而自多妙处，思所不及。后人之画，刻意工巧，而物趣悉到，殊乏唐人天趣浑成”。“天趣”出于人的本真性灵，“人趣”是造作，“物趣”则为客体固有。“天趣”与“物趣”的区别，成为晚明文人广泛探讨的话题。“余自唐人画中，赏其神具画前，故画成神足。而宋则工于求似，故画足神微。宋人物趣，迥迈于唐，而唐之天趣，则远过于宋也”，形象地道出了唐画重天趣、宋画重形似的区别。接着，高濂笔锋一转，“今之评画者，以宋人为院画，不以为重，独尚元画，以宋巧太过而神不足也。然而宋人之画，亦非后人可造堂室，而元人之画，敢为并驾驰驱”，宋代院画虽然规行矩步，不离法度，其深藏其中的宇宙意识，除元人外，亦非后人所敢匹敌。高濂激赏赵孟頫和元四家，“赵松雪则天分高朗，心胸不凡，摘取马和之、李公麟之描法，而得刘松年、李营丘之结构。其设色则祖刘伯驹、李嵩之浓淡得宜，而生意则法夏圭、马远之高旷宏远。及其成功，而全不类此数辈，自出一种温润清雅之态，见之如见美人，无不动色。此故迥绝一代，为士林名画，然皆法古，绝无邪笔”，“尤羡松雪、大痴、叔明，宋人见之，亦能甘心，服其天趣”（图1）。元画上达于天、“恍若天际冥鸿”的美，比宋又远过之，明人无法企及。展玩宋元明画册，高濂的话堪称的论。（本段高濂言论均采自《燕闲清赏笺·论画》）图1：[元]*公望《富春山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无用师卷”，采自《中国美术全集》。天趣是什么？高濂解释道：天趣是“神”。他认为“六法、三病、六要、六长之说”
，不过是“初学入门诀”，画当以“天趣、人趣、物趣取之。天趣者，神是也；人趣者，生是也；物趣者，形似是也”。三者的关系是，“神在形似之外，而形在神气之中”，“求神气于形似之外，取生意于形似之中”，“神”为三者之首。他举例道，“山川徒具峻削，而无烟峦之润；林树徒作层叠，而无摇动之风；人物徒肖，尸居壁立，而无语言顾盼、步履转折之容；花鸟徒具羽毛文彩，颜色锦簇，而无若飞若鸣、若香若湿之想：皆谓之无神”。高濂将“神”与“士气”联系了起来，“所谓士气者，乃士林中能作隶家画品，全用神气生动为法，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观其曰写而不曰描者，欲脱画工院气故耳”。“士气”不仅在于“神”，更在于“逸”。“逸”是什么呢？“逸”是淡泊虚静寂寥荒寒。如果说“神”是为物存照，“逸”则是写己精神了。文人推崇的“逸”是有其源头的。南朝开创了澄怀观道的艺术境界之后，两宋士子接过六朝艺术精神，将对淡泊宁静美的追求提到了透彻了悟、理论自觉的高度。经过两宋士子的自觉追求，文人艺术淡泊虚静的审美特征全面形成。元季，山水四家将山水画的淡泊虚静进一步推向寂寥荒寒。元四家的笔墨格调，是与他们独立清高的人格相表里的。（本段高濂言论均采自《燕闲清赏笺·论画》）高濂认为，绘画当取精工而有生意，而非取悦一时的浅近，“此等谓之寄兴，取玩一世则可，若云善画，何以比方前代而为后世宝藏？”（《燕闲清赏笺·论画》）他认为，赵松雪画精工而有士气，方为“一代之雄”。他推崇宋绣，认为元不如宋，“宋人绣画，山水人物，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其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故多精妙。设色开染，较图更佳。以其绒色，光彩夺目，丰神生意，望之宛然，三趣悉备，女红之巧，十指春风，迥不可及。元人之绣，便不及宋，以其用绒粗肥，落针不密，且人物、禽鸟，用墨描画眉目，不若宋人以绒绣眉目，瞻眺生动，此宋元之别”（《燕闲清赏笺·赏鉴收藏画幅》）。他推崇宋人刻丝，认为明不如宋，“宋人刻丝山水、人物、花鸟，每痕剜断，所以生意浑成，不为机经掣制。今人刻丝，是织丝也，与宋元之作迥异。故宋刻花鸟山水亦如宋绣，有极工巧者。……若不以天生活泼者为法，徒窃纸上形似，三趣无一得也，终为俗品”（《燕闲清赏笺·赏鉴收藏画幅》）。高濂对宋人刺绣刻丝的推崇，表现出他复古求工的审美倾向，可见晚明士大夫所说的“士气”，已经从元人的高逸滑落下来，掺杂了市民的审美趣味。对士气的心仪，使高濂不仅追求艺术作品的写意，还追求生活方式的“写意”。“琴为书室中雅乐，不可一日不对清音居士谈古。若无古琴，新琴亦须壁悬一床。无论能操或不善操，亦当有琴。渊明云：‘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吾辈业琴，不在记博，惟知琴趣，更得其真。”（《燕闲清赏笺·论文房器具·琴剑》）不能操琴而悬琴，令笔者想起苏轼也曾“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宋]苏轼《和陶诗》）。高濂口口声声不离“趣”字，“趣”成为晚明艺术品评中的高频字。“趣”之境界，既不如汉魏风骨，亦难比大唐气象，折射出晚明社会气数已尽、士大夫胸中再无万千气象、转而
